孙建国留下的那天晚上，雨停了。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，照在废墟上，惨白惨白的，像铺了一层霜。那间小屋的灯亮了一夜。江波没有走，他坐在车里，看著那扇窗户。汤圆趴在他脚边，睡得很沉，肚子一起一伏，呼吸很均匀。他不知道他们在屋里说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们在说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欠了三十多年的债。他们说了那么多年，写了那么多年，现在面对面地说，声音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很重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睡著了，头靠在车窗上，脖子歪著，口水流了出来。
天亮的时候，有人敲车窗。江波睁开眼，看见先生站在外面，佝僂著背，手里端著一个搪瓷杯，杯子上印著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。晨光在他身后，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。他摇下车窗，先生把杯子递进来。“喝点热水。一晚上没回去，你妈该担心了。她给你打了几个电话，你没接。她以为你出事了。”
江波接过杯子，喝了一口。水很烫，烫得他舌尖发麻，但胃里暖了。“先生，他们呢？”
“都在。都起来了。一夜没睡，都在说话。说了很多，哭了很多。现在安静了。董建安在写名字，一笔一划的，写得很慢。董振华在整理那些证据，把档案按年份排好。孙建国在帮忙，把照片一张一张地分类。他们像是一家人，在忙年。只是这个年，过了三十多年才过。”
江波下车，走进小屋。屋里很暗，煤油灯还亮著，但天已经亮了，灯光很淡，像快要熄灭的眼睛。董建安坐在桌前，低著头，一笔一划地写名字。他的背驼著，手在抖，但笔很稳。董振华坐在床边，面前摊著那些档案，一页一页地翻，不时停下来，用红笔在边上做记號。孙建国蹲在地上，帮著整理那些照片，一张一张地分类，按照年份和地点，摆成几摞。他们不说话，各自做著自己的事，偶尔抬起头，交换一个眼神，然后又低下头。汤圆趴在门口，头枕在爪子上，眯著眼，享受著从门缝里透进来的阳光。
江波站在门口，看著他们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们现在不站在门口了。他们走进来了，走进这间小屋，走进那些名字，走进那些对不起。他们不走了。他们在这里。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很长，很瘦，像四棵枯了的老树，但根还扎在土里。
“先生，那些家属，该去看看了。她们等了一辈子。现在真相查清了，对不起说了，该让她们知道了。她们等得太久了，再等下去，她们也走了。像那些死去的人一样，走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先生点头。他的手在笔记本上轻轻拍了拍，像是在安慰那些名字。“是该去了。她们等了那么多年，等了一辈子。不能再等了。再等，她们也走了。走了，那些对不起就没人听了。那些债就还不完了。”
董建安抬起头，放下笔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但很亮。“我跟你去。我去跟她们说对不起。当面说。她们要打要骂，我都受著。我杀了她们的女儿，她们打我一顿，骂我一顿，是应该的。我受著。”
董振华也抬起头，合上档案。“我也去。我替他说。我替他回答不了。我站在门口看著，我也欠她们一个对不起。我没有杀她们，但我看著她们死。我和他一样，欠她们一条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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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建国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“我也去。我看见了，却什么都没做。我跑了，躲了那么多年。我也欠她们一个对不起。我看见了，我跑了。我没有站出来，我没有说话。我比他还不如。”
先生站起来，扶著桌沿。他的动作很慢，膝盖咯咯响。“我也去。我记了那么多年，写了那么多年。我也欠她们一个对不起。我记了她们的名字，但我没有救她们。我写了那么多对不起，但没有亲口对她们说过。我欠她们的。”
江波看著他们。四个人，四张老脸，四个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们现在要走进去。走进那些家属的家，走进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的面前，走进那些死去的人的眼睛里。他们要说对不起。他们要说很多遍。他们要说一辈子。说到说不出来为止，说到听不见为止，说到死为止。
第一站，是陈芳家。芜湖。那个老太太，八十六了，耳朵不好，听不清电话。她女儿说，她妈每天起来都要问，芳芳回来了吗？问完就忘了，第二天又问。她等了一辈子，等到头髮白了，等到眼睛花了，等到腿走不动了，等到耳朵听不清了。她还在等。等那个不会回来的人。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已经死了，死了三十多年。她只知道，芳芳出去打工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她会回来的。她一定会回来的。她说过要回来的。
江波开车，先生坐在副驾驶，董振华、董建安、孙建国坐在后座。后座很挤，三个老人挤在一起，谁也不说话。汤圆趴在先生脚边，头枕在先生脚上。车开了两个小时，进了芜湖。天晴了，阳光照在街道上，暖洋洋的，像春天。街上的梧桐树叶子落光了，光禿禿的枝丫伸向天空，像一只只乾枯的手。早点摊的蒸汽在阳光里裊裊飘散，混著油条和豆浆的香气。
陈芳的母亲住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，巷子很窄，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，电线在头顶纠缠成一张网，像无数条蛇。墙上有小gg，一层盖一层，看不清原来的顏色。地上有积水，倒映著天空，灰濛濛的。江波把车停在巷口，扶著先生下车。董振华、董建安、孙建国跟在后面。他们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。巷子里的老人看见这一行人，都停下来打量，目光里有好奇，有警惕，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期待。
陈芳的母亲在三楼。楼梯很陡，声控灯坏了，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光，昏黄昏黄的，照著墙上的小gg和楼梯扶手。扶手是铁的，漆已经剥落，露出下面的锈，摸上去粗糙得很。先生走在最前面，扶著栏杆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他的膝盖咯咯响，像生锈的铁门，像老旧的楼梯。呼吸很重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，像拉风箱。他没有停。董振华跟在他后面，董建安跟在董振华后面，孙建国跟在最后面。他们都不说话，只是爬。爬到三楼，站在那扇门前，喘了很久。他们的手扶著墙，手指发白，像要抓进墙里。
江波敲门。开门的是那个中年女人，陈芳的妹妹。她穿著围裙，手上沾著麵粉，像是正在做早饭。她看见江波，愣了一下，看见后面那四个人，又愣了一下。她的眼睛从先生脸上移到董振华脸上，从董振华脸上移到董建安脸上，从董建安脸上移到孙建国脸上。她认出了其中一个人吗？也许认出了，也许没有。她只是愣在那里，手扶著门框，指关节发白。
“你们……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案子有消息了？”
江波看著她。“我们来说对不起。那些案子，查清了。凶手找到了。他说对不起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来说对不起。他们等了那么多年，终於能来了。”
女人的眼泪流下来。她没有擦，让眼泪顺著脸颊往下流。“我妈在里面。她刚睡醒。今天精神好，没问芳芳。她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糊涂。清醒的时候，她就问，芳芳回来了吗？糊涂的时候，她就不问了。她今天没问。我以为她忘了。她没忘。她只是累了。问不动了。”
他们走进去。屋里很小，收拾得很乾净。墙上掛著那张黑白照片，陈芳年轻时的样子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笑得很甜。旁边的彩色照片是老太太的，坐在轮椅上，笑得很开心。现在她老了，头髮全白了，佝僂著背，坐在轮椅上，像一尊雕像。她的眼睛半睁半闭，嘴唇微微动著，像在说什么，像在念著什么。她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不停地动著，像在捏著什么，像在包饺子。轮椅旁边放著一副拐杖，拐杖的手柄磨得光滑发亮。
女人走过去，蹲在老太太身边。“妈，有人来看你了。那些查芳芳案子的人。他们来了。他们说，案子查清了。凶手找到了。他们来跟你说。”
老太太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看了看，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眨了几下，像在努力看清什么。“芳芳？芳芳的案子？查清了？凶手找到了？是谁？谁杀了我的芳芳？”
女人点头。“找到了。他们来说对不起。他们来了很多人，四个，还有那个警察。”
老太太的眼泪流下来。“找到了就好。找到了就好。我等了那么多年，终於等到了。我以为我等不到了。我以为我死了都等不到了。”
董建安走过去，蹲在老太太面前。他蹲得很慢，膝盖咯咯响，像要断了。他看著她，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浑浊了，但还有光。那种光，是等了很久的人才会有的，是终於等到什么的人才会有的。他的眼泪流下来。
“陈芳她……是我杀的。我杀了她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路过。她看见了我的脸。我杀了她。对不起。我等了那么多年，等你们来问我。现在我等到了。我来说对不起。我来说了三十多年对不起，今天终於当著你的面说了。”
老太太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她的嘴唇哆嗦著，半天没说出话。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杀芳芳？她是个好孩子。她什么坏事都没做过。她只是去江边，只是路过。她连一只鸡都不敢杀。你为什么要杀她？”
“我叫董建安。我杀了那么多人，包括你女儿。我等了那么多年，等你们来问我。现在我等到了。我来说对不起。我杀她，因为我恨。我恨这座城，恨这条江，恨那些人。我恨她们像一个人。我恨她们不是那个人。我杀了她们。我错了。对不起。”
老太太伸出手，摸著他的脸。那双手很瘦，很老，青筋暴起，指甲剪得很短。她的手在他脸上慢慢移动，从额头到眉毛，从眉毛到眼睛，从眼睛到脸颊，从脸颊到下巴。“你恨。你恨就可以杀人？你恨就可以让芳芳死？你恨就可以让我等那么多年？你恨就可以让我白髮人送黑髮人？你恨就可以让我每天起来问，芳芳回来了吗？”
董建安低下头。他的眼泪滴在地上，一滴一滴的。“不能。我错了。对不起。说多少遍都可以。说一辈子都可以。你打我骂我都可以。我受著。”
老太太的手从他脸上滑下来，落在膝盖上。“你走吧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杀了芳芳，你说对不起。芳芳听不见了。我也听不见了。你走吧。我不想再看见你的脸。这张脸，我记了三十多年。每天晚上都梦见。现在看见了，不想再看了。”
董建安站起来，退到一边。他的腿在抖，手也在抖。
董振华走过去，蹲在老太太面前。“我是董振华。我是他的孪生弟弟。我看著他杀了你女儿，却没有阻止。我站在门口看著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也欠你一个对不起。我没有杀她，但我看著她死。我和他一样，欠她一条命。”
老太太看著他。“你也是凶手。你没有杀她，但你看著她死。你和她一样。你们都欠芳芳一条命。你为什么不阻止？你是警察，你有枪，你有人。你为什么不阻止？”
董振华的眼泪流下来。“因为我怕。我怕死。我怕暴露。我怕那些证据没了，那些真相就永远沉在江底了。我选择了活著，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站在门口看著。我错了。对不起。”
老太太没有说话。她的眼睛闭上了，嘴唇微微动著，像在说什么。
先生走过去，蹲在老太太面前。“我是周远山。我记了你女儿的名字三十多年，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站在门口看著。我也欠你一个对不起。”
老太太睁开眼，看著他。“你记了她三十多年？你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？”
先生点头。他从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，翻到陈芳那一页，递给她。“是。她的名字在我的笔记本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梦里。我每天晚上都要念一遍她的名字，念完了才能睡著。念了三十多年。她在这里。她不会消失。”
老太太接过笔记本，看著那一页。那些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对不起。她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划过，像在摸女儿的脸。然后合上笔记本，抱在怀里。
“有人记得她就好。有人记得她，她就没死。你走吧。我不恨你。你记了她那么多年，够了。”
孙建国走过去，蹲在老太太面前。“我是孙建国。我看见了，却什么都没做。我跑了，躲了那么多年。我也欠你一个对不起。”
老太太看著他。“你也看见了？你也什么都没做？你也跑了？”
孙建国点头。“是。我看见了，我怕。我跑了。我躲了那么多年。我错了。对不起。”
老太太没有说话。她闭上眼睛，靠在轮椅上。她的嘴唇微微动著，像在说什么。女人走过去，蹲在她身边。“妈，你累了。休息吧。他们走了。该说的都说了。该听的都听了。你休息吧。”
老太太睁开眼。“让他们走吧。我累了。等了一辈子，等到了。够了。我可以闭上眼睛了。不用再等了。”
他们走出屋子，站在楼道里。没有人说话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们脸上。那些皱纹，那些眼泪，都在阳光里闪著光。他们下楼，走出巷子，上车。车发动，驶出芜湖。没有人说话。那些对不起，说过了。那些家属，见过了。那些债，还了一点点。还有那么多，还要还一辈子。但他们不走了。他们在这里。在这条路上，在这座城里，在这条江边。他们等著人来，等著人走，等著人记起那些名字，等著人说出那些对不起。他们等了一辈子，现在轮到他们去说了。说到说不出来为止，说到听不见为止，说到死为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