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波从老浮桥回来，直接去了市局档案室。孙建国的名字，他要查清楚。这个人当过警察，和他爸同期，查过那些案子，什么都知道了。然后他辞职了，搬家了，消失了。他去了哪里？他为什么要跑？他怕什么？怕那个人？怕那个跛脚的人？怕那个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？
档案室在二楼，走廊很长，日光灯嗡嗡地响著，那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迴荡，像无数只苍蝇在耳边盘旋。江波的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迴响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。他推开门，一股旧纸张和霉味扑面而来。档案室的管理员老孙正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，面前的保温杯冒著热气。他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，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眼睛，嘴角还掛著口水。
“江队，又来了？最近来得挺勤。你师父以前也常来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你比你师父还勤。”
“查一个人。孙建国。1978年生。2000年左右入警。帮我调他的档案。越快越好。”
老孙慢吞吞地站起来，走进库房。他的背很驼，走路很慢，像一只老龟。过了很久，他搬出一个纸箱，落满了灰，灰有指节那么厚。他把纸箱放在桌上，拍了拍手，灰尘在光柱里飞舞。
“找到了。孙建国，2001年入警，分配至江城公安局刑侦支队。2010年辞职。辞职原因：个人发展。档案挺厚的，说明这人干了不少事。”
江波打开纸箱，里面是厚厚一沓材料，纸张已经发黄，边角有些捲曲。他一本一本地翻，从入警到辞职，十年的记录。他破过不少案子，立过功，也受过处分。他的照片贴在档案上，年轻时的孙建国，穿著警服，站在公安局门口，笑得很阳光。和他爸一样，和他师父一样。那些年，他们都很年轻，眼睛里都有光。
江波翻到最后一页，是一份內部通报。1998年，孙建国在追捕嫌疑人时受伤，右腿骨折，休养了半年。右腿骨折？江波心里一动。他想起那个人，那个跛脚的人。董建安装跛，董建平真跛。孙建国也跛过。他的腿好了吗？是彻底好了，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？
他继续翻。后面还有一份通报。2005年，孙建国在执行任务时再次受伤，右腿旧伤復发，留下后遗症。之后他走路就有点跛了。通报上写的是“轻微跛行，不影响工作”，但江波知道，“轻微”这个词，因人而异。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孙建国跛脚。他当过警察。他查过那些案子。他什么都知道了。他辞职了。他加入了夜跑团。他跟在李红梅后面。他送她回家。她死了。他搬走了。他消失了。这些碎片，像拼图一样，一块一块地拼在一起。
“老孙，孙建国的联繫方式有没有？他辞职以后去了哪里？有没有留下地址？电话？紧急联繫人？”
老孙翻了翻档案，一页一页地看，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划过。“没有。辞职以后就没有记录了。他搬走了，没留新地址。电话也换了。紧急联繫人写的是他老婆，林芳。但那个號码也打不通了。他像是故意不想让人找到他。”
江波合上档案，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孙建国，他要找到他。不管他在哪里，不管他躲了多久。他欠那些死去的人一个答案。欠他爸一个答案。欠先生一个答案。
刘桐推门进来，手里拿著手机，气喘吁吁的。“波sir，孙建国的老同事，我找到一个。他叫王建国，和孙建国同期。现在在镜湖分局当副局长。他说他认识孙建国，愿意跟我们谈谈。他下午有空，三点以后。”
江波转身。“走。现在就过去，不等下午。”
镜湖分局在镜湖边上，一栋灰色的四层楼，窗户对著湖面。王建国的办公室在二楼，窗户正对著镜湖，能看见湖水在阳光下泛著光。他五十多岁，头髮花白，肚子有点大，穿著警服，肩章上是两槓三星。他的桌上放著一个相框，里面是他和几个同事的合影，有孙建国，还有年轻时的他。他们站在公安局门口，穿著老式警服，笑得很阳光。
看见江波进来，他站起来，伸出手。他的手掌很厚，很有力。“江队，久仰。你师父周国平，是我老领导。他是个好人。可惜走得太早。他带过我，教过我很多东西。他说，当警察不是为了抓人，是为了还人一个公道。”
江波握了他的手。“王局，想问问孙建国的事。你和他同期，应该很熟。你们一起办过案子，一起喝过酒，一起熬过夜。”
王建国的脸色变了。他坐下来，点了根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在灯光下飘散。“孙建国。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。他辞职以后，就没联繫过。他搬走了，也没告诉我们。我们几个老同事，连他去了哪儿都不知道。他像是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。”
“他为什么辞职？”
王建国想了想。他的眉头皱起来，手指在桌上敲了敲，一下一下的。“他说他累了。他说他不想干了。他说他想过正常人的日子。他说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著，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些案子，那些死人。他受不了了。我们劝过他，让他去看看心理医生。他说不用，他自己能扛。他没扛住。”
江波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他腿受过伤？我看档案上写著，1998年和2005年，两次骨折。”
王建国点头。他的目光看向窗外，看向那片湖水。“右腿。骨折过两次。后来走路有点跛。他不喜欢別人提这个。谁提他跟谁急。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事吃饭，有人开玩笑说他是瘸子，他当场就把桌子掀了。从那以后，没人敢在他面前提腿的事。”
“他查过那些失踪案吗？1992年到1993年的那些。老浮桥的。那些女人，阿珍，小梅，陈芳，王丽，赵秀英，刘小琴，孙小梅。他都查过吗？”
王建国的手抖了一下。他把烟掐灭，菸头在菸灰缸里摁了好几下，看著江波。“你也在查那些案子？你师父查过，你父亲也查过。他们都查过。孙建国也查过。他查了很多年。他说他查到了，但他没有证据。他说他看见了一个人，一个跛脚的人。他说那个人是警察，比他职位高。他说他不敢说。说了会死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里的光都没了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“他看见的那个人，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长什么样？你还记得他当时怎么说的吗？”
王建国摇头。那个头摇得很慢，很重。“他没说。他只是说，那个人还在。他还在。他一直在。他说他能感觉到那个人在看著他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那种感觉都在。他辞职，就是想离那个人远一点。他以为离开公安局就好了。但那个人还在。他还在。”
从镜湖分局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江波站在楼下，点了根烟。汤圆趴在他脚边，安静地陪著他，偶尔抬起头看看他。他看著镜湖，湖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只有远处的路灯倒映在水里，碎成一片一片的光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想起孙建国，那个跛脚的警察，那个查到了真相却不敢说的人。他辞职了，搬走了，消失了。他怕那个人。那个人还在。他一直在。
手机响了。刘桐打来的，声音有些急促，像是刚跑完步。“波sir，孙建国的老婆，我们找到了。她在合肥。一个人住。孙建国不在。她说她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们已经离婚了。2023年离的，李红梅死后不久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“离婚了？什么时候？她有没有说为什么离婚？”
“2023年。李红梅死后不久。她说孙建国变得很奇怪，整天不说话，一个人坐著发呆。晚上不睡觉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她问他怎么了，他不说。后来他提出离婚。她说她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他走了以后，再也没有联繫过。电话打不通，信息不回，就像消失了一样。”
江波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地址发给我。我去合肥。现在就出发。”
车开了两个多小时，进了合肥。合肥比江城大，高楼更多，街道更宽。孙建国的前妻住在城东的一个小区里，小区很旧，墙皮都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楼下有个花坛，花坛里没有花，种著几棵葱，还有几棵韭菜。江波把车停在楼下，上楼。
房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但收拾得很乾净。墙上掛著一幅十字绣，绣的是家和万事兴。孙建国的前妻叫林芳，四十多岁，瘦瘦的，头髮剪得很短，穿著一件灰色的毛衣，毛衣袖口磨破了。她的眼睛有些肿，像是哭过，又像是没睡好。她看见江波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让开身。
“进来吧。你们是警察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你们来找我，是不是他出事了？”
江波在她对面坐下。汤圆趴在他脚边。林芳给他倒了杯水，自己也端著一杯，坐在对面。她的手指很瘦，青筋暴起，指甲剪得很短。她的手在发抖，杯子里的水在晃。
“你找建国？他不在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他走了以后，没给我打过电话，没发过信息。他像是不想再跟任何人联繫。”
江波看著她。“他为什么离婚？”
林芳低下头。她的眼泪流下来，滴在杯子里，滴在手上。她没有擦，让眼泪顺著脸颊往下流。“他变了。2023年夏天，他突然就变了。以前他话不多，但还正常。那以后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下班回来就坐在书房里，关著门。我敲门，他不应。我送饭进去，他吃几口就放下了。他晚上不睡觉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走到天亮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不说。后来他提出离婚。他说他不想连累我。他说有人会来找他。他说他必须走。他走的那天，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一个包。他站在门口，看了我很久，然后说，对不起。说完就走了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“他有没有说，谁来找他？”
林芳摇头。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，但她没有哭出声。“没有。他只是说，那个人还在。他还在。他一直在。他说他每天晚上都梦见那个人，梦见那个人从江边走过来，梦见那个人站在他床边，梦见那个人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每次都说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但那个人不信。那个人笑了，说，你骗不了我。”
江波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他走的时候，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信？日记？照片？什么都行。”
林芳想了想。她的眉头皱起来，嘴唇抿著，像是在努力回忆。“有一封信。他说，如果有人来找他，就把信给他。他写了好几天，写写改改，写了好几遍。最后装进信封，放在抽屉里。他走的时候，让我不要看。他说，等有人来找，就交给那个人。”
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，递给江波。信封是白色的，已经发黄，边角有些磨损。上面没有字。江波打开信，信纸折得很整齐，摺痕很深，像是折了很多次。字跡很潦草，像写的人手在抖，又像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写的：
“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你已经查到了我。我叫孙建国。我当过警察。我查过那些案子。我什么都知道了。我看见了那个人。他跛脚。他是警察。他比我职位高。我不敢说。我怕。我辞职了。我跑了。我躲了很多年。他还在找我。我知道。我每天都在做梦，梦见他从江边走过来，梦见他站在我面前，梦见他看著我的眼睛。我不敢看他。我低著头。他说，你看著我。我抬起头。他的眼睛很冷，像冬天的江水。”
江波的眼泪流下来。他继续往下看。
“那个人，叫董振华。他是市局副局长。他跛脚。他杀了那些人。他让那些人杀了那些人。他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什么都看见了。他什么都不说。我看见了。我也不敢说。我和他一样。我们都是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我们都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都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。我们都欠她们一条命。”
江波的手在发抖。董振华。那个在信里说“我知道错了”的人，那个救了他、安排了养父母、保护了秀英的人。他是j组织的人，但他不是坏人。他加入了j组织，是为了查清真相。他查到了董建安，查到了那些失踪的女人。他留下了证据。他保护了他。他不是坏人。但孙建国说，他是那个人。他是那个跛脚的人，那个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
他继续往下翻。信的最后几行字，更淡，更轻，像是写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：
“江波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小心。那个人还活著。他还在。他一直在。他在等你。他说过，他会等。等到你来找他。他等了很多年，不在乎再多等几天。”
江波合上信，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汤圆走过来，蹭了蹭他的腿。他蹲下去，摸著它的头。汤圆的毛很软，很暖。它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看著他，像是在问：找到了吗？
“汤圆，那个人还活著。他还在。他一直在。”
汤圆叫了一声，在空荡荡的屋里迴荡。那一声叫，像一把刀，划破了沉默。江波站起来，把信收好，走出屋子。天已经快亮了。灰白色的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远处的江面上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个叫董振华的人，也在某个地方。他要找到他。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不管他救过他还是害过他，不管他等了他多久。他都要找到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