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波把那封信看了三遍。每一遍都像第一次读，每一个字都像刻在石头上，磨著他的心。信纸已经被他的手指攥得发皱，边角捲曲起来，有几处甚至被汗水浸得模糊了。他把它小心地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隔著衣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像一块烙铁，烫著他的胸口。
先生是他爸的老师。一个等了他很多年的人。他住在江边那间小屋里，看著江水，看著这座城，看著所有人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什么都没做。只是在那些笔记本里，一笔一划地记下那些名字，然后在后面写一句“对不起”。这三个字，他写了三十多年。
箱子里还有几本笔记本，摞得整整齐齐，一共六本，大小一样，封面都是深蓝色的硬壳纸，边角已经磨损，露出里面的灰纸板。最上面一本的封面上，用钢笔写著两个字：一舟。是他爸的名字。字跡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，像刻上去的。
江波拿起那本，翻开。纸张已经发黄变脆，边角捲曲，翻的时候要很小心，稍一用力就会碎。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，从1980年他爸入警，到1992年他爸牺牲，十二年，一千四百多个日夜。他爸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查过的案子。先生把他爸的一切都记了下来，像在守护一件易碎的宝物。
“1980年9月1日。一舟来了。他站在门口，背著行李，眼睛很亮。他说，老师，我要当个好警察。我说好。他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，像个孩子。那是他最后一次笑得那么无忧无虑。”
“1982年3月。一舟破了第一个案子。是一个盗窃案，不大，但他很高兴。他跑到我办公室，门都没敲就闯进来，说，老师，我找到了。我说找到了什么？他说，找到了做警察的意义。那天晚上他请我喝酒，喝多了，趴在桌上睡著了。我给他披了件衣服，他梦里还在笑。”
“1985年7月。一舟认识了秀英。他带她来见我，说，老师，我要结婚了。我说好。他笑得很开心。很多年没见他那么开心了。秀英是个好姑娘，眼睛很亮，和一舟一样。他们站在一起，像两棵年轻的树，根扎在江边的泥土里，枝叶朝著天空生长。”
“1990年5月。一舟查到了董建民。他来找我，说，老师，那个人有问题。我说我知道。他说，你为什么不抓他？我说没有证据。他看著我，眼神里有失望。他走的时候，没有回头。我站在窗前看著他的背影，很久。那个背影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。”
江波的手在发抖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日期是1992年12月20日。那一页只有几行字，字跡很潦草，像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写的，有些地方甚至把纸划破了：
“一舟走了。我查到了真相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我恨自己。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他？我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？我是他的老师。我答应过自己，要保护好他。我没有做到。”
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更淡，更轻，像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又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写下的：
“一舟，对不起。”
江波合上笔记本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他爸的老师，先生。他在这里住了很多年，记了很多年，等了很多年。等到了他。然后他走了。他去了哪里？他去找他爸了？还是去找那些他亏欠的人？还是他只是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找一个地方安静地离开。
江波一页一页地翻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些秘密，都在这本笔记本里，像被时间压扁的標本，等著有人来发现，等著有人来为他们做最后的了结。
江波一页一页地翻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。那些人，有些做了错事，有些被命运裹挟，有些在黑暗中挣扎，有些在沉默中等待。都在这本笔记本里，等著一个最终的交代。
他放下第二本，拿起第三本。封面上写著：她们。
翻开，里面记的是那些失踪的女人。江波看著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手在发抖。先生记下了他们，每一个都记下了。他知道她们是谁，知道她们在哪里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没做。只是记下来，然后在后面写一句“对不起”。他是在还债。还他欠她们的债，还他欠这座城市的债。但那些死去的人，回不来了。
他放下第三本，拿起第四本。这本很薄，只有十几页。翻开，里面记的是先生自己的事。从1992年他爸走的那一年，到他失踪的那一年。
“1992年12月20日。一舟走了。我查到了真相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我恨自己。”
“1993年3月9日。阿珍出事了。我在附近，但我没有进去。我害怕。”
“1993年3月10日。小梅也出事了。我也没有进去。我还是害怕。”
“1998年12月20日。该走的人都走了。我还活著。我该做些什么了。”
“老关走了。他是我最后一个认识的人了。现在我也该走了。小江，如果你看到这些，替我跟一舟说一声，老师对不起他。老师不是坏人，但老师也没能做个好人。我只是个看见了一切，却什么都没做的懦夫。”
江波合上笔记本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先生走了。他去了哪里？他去找那些他亏欠的人了？还是他只是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找一个地方安静地离去？他会不会像老关一样，消失了，再也找不到？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江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。江水还是那条江水，桥还是那座桥，塔还是那座塔。先生走了，去了哪里？他还会回来吗？
汤圆走过来，蹭了蹭他的腿。它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看著他，像是在问：找到了吗？
江波蹲下去，摸著它的头。“汤圆，先生走了。”
汤圆叫了一声，在空旷的小屋里迴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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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波把那些笔记本装进箱子，抱著走出小屋。风大了些，吹得荒草沙沙响，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小屋。茅草的屋顶，石头的墙，木头的门。先生住在这里，住了很多年。他看著江水，看著这座城，看著所有人。他等了他很多年。现在他走了。
他走到车边，把箱子放在后座。汤圆跳上去，趴在箱子旁边，像是怕它丟了。江波坐进驾驶座，发动引擎。车驶出老浮桥。后视镜里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灰濛濛的天色里。
回到市局，已经是下午了。刘桐还在，他的眼睛红红的，桌上摊著好几本卷宗。看见江波抱著箱子进来，他站起来，椅子往后滑了一截，发出刺耳的嘎吱声。
“波sir，找到了？”
江波把箱子放在桌上，打开。刘桐凑过来，看见那些笔记本，愣住了。“这是——”
江波点头。他走到白板前，把那些名字一个一个写上去。那些名字，有的他知道，有的他不知道。有的已经死了，有的还活著。有的有家人，有的没有。他们被江水吞没了，被这座城市遗忘了。但先生记下了他们。每一个都记下了。
刘桐看著那些名字，沉默了很久。那些名字在白板上密密麻麻的，像一张网，像一片无声的碑林。“波sir，这些人，都要查吗？”
江波点头。“查。每一个都查。他们不能就这么没了。先生记了他们三十多年，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消失在时间里。他们的家人等了一辈子，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”
刘桐点头，开始打电话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不清说什么。但他的语气很坚定，像在履行一个庄严的承诺。
江波走到窗边，看著窗外的夜色。天黑了，路灯亮起来，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，反射出冷冷的光。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车灯连成一条线，像一条发光的河。那些名字，像这条河一样，流走了，但还在他心里。
他想起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字。一页一页的，像一部很长的书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那些后悔。他记了三十多年，等了他很多年。等到了他。然后他走了。
他想起那些家属。陈芳的妈妈，八十六岁了，还在等。每年生日，多摆一副碗筷。李梅的姐姐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听说妹妹不会再回来，只说了一句“把碗筷收了吧”。刘小琴的哥哥，找了很多年，贴了很多寻人启事，花了很多钱。他爸妈死的时候，都在念叨女儿的名字。周正，每年都来，给儿子扫墓，给那个见死不救的人扫墓。他等了三十多年，等来了一句“他见死不救”。他笑了，说都死了，还说什么对不起。
那些名字，那些人，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。他们不该被遗忘。他们不能白死。
汤圆走过来，蹭了蹭他的腿。他蹲下去，摸著它的头。汤圆的毛在灯光下泛著柔和的光，它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看著他，像是在问：我们做到了吗？
“汤圆，我们找到他们了。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有人记得他们。”
汤圆叫了一声。那一声叫，在空旷的办公室里迴荡，传得很远，像是在告诉那些江底的人：你们没有被忘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