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：开局阵斩正蓝旗贝勒 作者:佚名
第九十六章 漕海对峙，半幅天下
巡抚大堂的樑柱间积著层薄灰，被一阵震耳的大笑惊得簌簌直落。
郑芝龙那笑声里裹著海疆的咸腥与悍勇，撞在雕花樑柱上弹回来，竟让案头的茶盏都轻轻颤了颤。
他敛了笑时，眼底的锐光还未褪尽，手掌往大腿上一拍。
这动作里带著海匪出身的野气，却又裹著总兵官的威权。
“熊大人，你手中那封公函，料来与末將手中这份，说的是同一件事。”
他指尖叩了叩案上那张泛黄的纸，“购粮之事，大人心里可有计较？”
熊文灿慢条斯理地放下茶盏，青瓷盖碗与盏托相触，发出清越一响，恰掩去他眼底一闪而过的算计。
“此事若成，辽东数十万將士的口粮便能鬆快几分。”
他端起茶盏，氤氳的热气模糊了半张脸，“你我在朝中的脸面，自然也能更光鲜些。”
“大人这话，说到末將心坎里了！”郑芝龙又是一拍大腿，这次椅子竟发出声近乎断裂的呻吟。
他望向窗外，目光似穿透了层层屋宇，落在遥远的渤海湾。
那里有北地的风浪，有他这位南海水师总兵从未踏足的疆土，更有足以让他野心燎原的天地。
穿堂风卷著南海的湿热气涌进来，拂动案上的纸页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倒像是在应和这桩可能搅动南北海疆的密议。
郑芝龙的声音忽的冷了下来，像淬了冰的钢刀从齿缝里迸出：
“吕宋那些红毛鬼，占了地盘便横徵暴敛，这些年屠戮汉民的血案，桩桩件件都记在帐上。”
他指节捏得发白，“苛政之下，粮食產量早被压得抬不起头。如今吕宋一石米，竟要一两五钱银子，比江南还要贵上半两！”
“岂有此理！”熊文灿猛地放下茶盏，茶水溅出几滴在案上。
他惊的是粮价，怒的却是那句“屠戮汉民”——再怎么说，那些也是大明的子民，岂容外夷隨意宰割？
郑芝龙深吸口气，压下翻涌的怒气，话锋一转：“若论海外诸番，粮食最便宜的还得是安南。”
他语气缓了些，却带著不容置疑的篤定，“那里水土好，稻米一年三熟，產量高得惊人。一石上好的米，只需四钱银子。”
“四钱？”熊文灿眼中陡然亮起光，手指在案上轻轻点著，“从安南运到辽东，损耗几何？”
“海船走一趟，约莫一个半月。”郑芝龙掰著手指算，“船夫工钱、船上消耗、沿途杂用，统共折算下来，差不多一两二钱。”
熊文灿默算片刻，指尖在案上重重一点：“这么说，一石米运到辽东，成本不过一两六钱？”
郑芝龙点头：“上下差不离。”他话锋微顿，目光扫过熊文灿，“至於该留多少利润，还得大人拿主意。”
“漕粮从江南运去辽东，路上要走半年，损耗折算下来，一石粮到地头就得二两银子。”
熊文灿捻著鬍鬚，眉头微蹙，“咱们报上去的价，绝不能比漕粮高。依我看，一两八钱到一两九钱之间，最为妥当。”
郑芝龙眼睛一亮，来了精神：“寻常大点的福船，一船能装五万石粮。”
他算得飞快，“若按每石三钱的利润，一趟下来，一艘船便能净赚一万五千两。”
这笔数虽比贩运生丝、香料少些，却胜在安稳。
所经海域皆是大明水师能罩住的地方，没有红毛鬼那般难缠的角色。“这等生意，怕是有多少海商要抢破头。”
“你再仔细核一遍数据。”熊文灿站起身，踱了两步，“待一切敲定，你我各自將明细呈给永定侯。”
他转过身，目光锐利如鹰，“就定在每石三钱利润。”
巡抚大堂，腥咸的海风裹著帐房里的汗味，算盘珠子噼啪撞得人耳鼓发紧。
周先生把海图上“七洲洋”的標记圈了又圈，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坑：
“去年林老三的船在这翻了，三成粮泡了水——这损耗得加进去。”
刘帐房扒拉著算珠，抬脸时汗珠子滚到鼻尖：“常年景损耗一成二，遇著西南风，得涨到一成五。”
门房撞进来，手里竹筒沾著盐霜：“潮州来的！占城上等米四钱五，过寨钱每石抽二，合四钱七。”
熊文灿捏著那张潮乎乎的纸，指尖在“四钱七”上顿了顿。
厦门港的日头正烈，陈阿桂蹲在船板上写条子，墨汁被海风扫得歪歪扭扭：
“问清升龙府到海口的牛车脚钱——去年李老大陷了泥，损了五百石。再问，安南人认不认番银？”
伙计刚要走，被他扯住：“粮仓离港口多远？十里地的脚钱能吞半成利，记著问！”
安南升龙府的市集上，李秀才假装挑米，袖中炭笔在麻纸上划得飞快。
“新谷一石出七斗米？”他用安南话问摊主，见对方点头，赶紧画个“七”。“十万石要凑多久？”
络腮鬍摊主拍著谷堆：“现银，二十天五万石。再多，得去周边调，加脚钱。”
李秀才转身就走，还得再问三家才敢信。
三日后，巡抚衙门案头压著张薄纸，周先生的字密得像蚁群：“占城米到厦门，成本四钱八分（含损耗、脚钱）。
辽东军粮只够三月，江南漕运到辽东，每石成本二两一。”
熊文灿指尖敲著“四钱八分”，旁边堆著各种海运数据，漕运帐册。
还有朝堂递来的风闻：“漕运那帮人天天喊著，祖制不可违！国库空虚，有失天朝体面等。”
“让厦门港的老船工再核三遍损耗。”他对周先生道，“告诉郑芝龙，船先別动——这些数，还没定论呢。”
巡抚大堂的灯盏夜夜亮至深夜。直到第五日清晨，熊文灿望著案上誊抄工整的帐册，与郑芝龙交换了个眼神。
“时辰到了。”熊文灿道，“你我分头行事，將这些数据递呈永定侯。
同时联络各自的人脉，让通政司那边，多些“恳请陛下开启海外购粮”的声音。”
几日后，通政司衙门外的石阶上，每日堆积的奏摺竟多了大半。
那些封皮各异的奏摺里，十有八九都写著同一件事——恳请朝廷放开海禁，从安南购粮，解辽东粮餉之困。
崇禎三年进入四月，通政司的铜炉里的香灰积了半寸，案上奏摺堆成了小山。
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摺子墨跡未乾：“安南米石七钱，海道四十日可抵辽东，成本较漕运低”；
山东巡抚为徐从治紧隨其后，附了张海图：“郑家船队可雇为护，保粮道无虞”；
广东巡抚丘民仰更直接，列了十三行粮商的联名状。
运河沿岸的摺子却带著霜气——淮安知府宋祖乙奏“海氛难测，漕运乃国本”；
济寧知州朱大典的摺子更狠：“弃漕用海，是断运河百万丁夫生路”。
红本黑本在案上对峙，香炉里的烟忽左忽右，像在掂量这天下的粮袋子该往哪头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