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波从那间小屋里出来，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。月光照在废墟上，惨白惨白的，像铺了一层霜。那间小屋的灯还亮著，董振华还坐在门口，抱著那本笔记本，低著头，像一尊雕塑。他没有抬头，没有挥手，只是坐在那里。江波站在车边，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上车，发动引擎，驶出老浮桥。
后视镜里，那盏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亮著。像一颗星星，像一只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
他没有回市局，直接去了看守所。他要去看先生。他要告诉他，张建军不是“江水”，他只是被利用了。真正的“江水”，还在。他还在看著。他还在等著。他必须找到他。
看守所的大门还是那个顏色，铁灰的，漆皮剥落。门卫认识他，看了一眼证件，放行。他把车停在院子里，熄了火。他坐在驾驶座上，没有立刻下车。他看著那栋灰白色的楼房，看著那些铁柵栏封住的窗户，看著墙上那一圈圈的铁丝网。月光照在上面，闪著冷光。他想起先生说的话：“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”他记著。他记著所有人。但他还没有找到那个“看客”。他还在等。他还在看著。
会见室在一楼，走廊很长，日光灯嗡嗡地响。江波的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迴响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。汤圆跟在后面，爪子在地上轻轻点著，没有声音。值班民警看见他，点了点头，指了指第二间。他推门进去。
先生已经坐在里面了。他穿著那件橙色的马甲，头髮全白了，比上次更白，白得像雪，白得像纸。他瘦了很多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窝深深陷下去，那件马甲穿在身上空荡荡的，像掛在衣架上。但他坐得很直，背虽然驼，但脊梁骨还是硬的。他面前的桌上摊著那本本子，蓝色的封面，已经有些磨损了。他已经写了大半本，字跡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，像刻上去的。他看见江波，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很淡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江波看得心里一暖。
“来了？这么晚还来。出什么事了？你的脸色不好看，眼睛也红了。”
“先生，张建军不是『江水』。他只是被利用了。真正的『江水』，还在。他还在看著。他还在等著。我必须找到他。”
先生的手停了一下。他的手悬在空中，笔尖对著本子，没有落下去。他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。“『江水』还在？我以为他就是。我以为案子结了。我以为那些女人可以安息了。原来还没有。”
江波的眼泪流下来。“还没有。他还在。董志强的笔记本里，记了一个人。他叫他『看客』。他每次都站在远处，看著夜跑团的人跑步。他不说话，不跟人来往。他只是在看。他每次出现，都是有人死的时候。他站在那里，看著，然后离开。他走路有点跛。他往老浮桥方向走了。他住在那里。他一直在那里。他等著我们去找他。”
先生看著他。他的眼睛浑浊了，但还有光。“你去找他。你和他一样。犟。认准的事，不回头。你父亲也是这样。他查了那么多年，查到了真相。你也会。你会找到他。你父亲在天上看著你。他不会让你一个人。他会在你身边。你查案子的时候，他就在你身后。”
江波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先生坐在那里，抱著那本本子，看著他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冬天的江水。他挥了挥手。江波也挥了挥手。然后他转身，走出会见室。汤圆在外面等他，趴在走廊的地上，头枕在爪子上。听见门响，它抬起头，站起来，尾巴摇了摇。
他蹲下去，摸著它的头。“汤圆，先生还在。他还在写那些名字。还在说那些对不起。他还活著。他还在等明年三月三。”汤圆叫了一声，在看守所的走廊里迴荡。
从看守所出来，天快亮了。灰白色的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远处的江面上。他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市局。他要翻董志强的笔记本，一页一页地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他要找到那个“看客”。他要找到他的特徵，他的习惯，他的路线。他要找到他住在哪里，他在哪里出现，他什么时候离开。他要找到他。
刘桐已经在办公室了。他坐在电脑前，面前摊著董志强的笔记本，一页一页地翻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嘴唇乾裂，脸上还有键盘硌出的红印。看见江波进来，他抬起头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。
“波sir，我翻了一夜。董志强记了『看客』几十次。每次出现的时间、地点、天气、他的穿著、他的动作、他离开的方向。他都记了。很详细。他记了他穿的鞋，黑色的，老式的，布鞋。他记了他戴的帽子，灰色的，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他记了他的衣服，深色的，冬天是大衣，夏天是夹克。他记了他的走路姿势，右脚拖地，很慢，很稳。他记了他的背影，很瘦，很高，背有点驼。”
江波走过去，看著那些记录。“他有没有记他的脸？他有没有看见他的脸？”
刘桐摇头。“没有。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脸。那个人每次都戴著帽子，低著头，看不清脸。董志强试过走近他，但他每次走近，那个人就走开了。他走得不快，但很稳。他不想让人靠近。他不想让人看见他的脸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“他不想让人看见他的脸。他怕被人认出来。他怕被人记住。他怕有人来找他。但他不怕等。他等了那么多年。他还会等下去。”
刘桐翻开另一页。“波sir，还有一个发现。董志强记了『看客』的鞋码。他有一次看见他的脚印，在泥地里。他量了，是四十二码。他还记了他的身高，大概一米七五。他还记了他的体重，大概一百四十斤。他还记了他的年纪，大概六十多岁。他的头髮是白的，从帽檐下面露出来。”
江波看著那些记录。“六十多岁，白髮，一米七五，一百四十斤，四十二码，跛脚，老浮桥方向。这样的人，在老浮桥那一带，有多少？”
刘桐调出户籍系统。“波sir，老浮桥那一带，六十多岁，一米七五左右，一百四十斤左右，跛脚的男人，有三个。一个是董振华，一个是孙建国，一个是张建军。但他们都不是。董振华在看守所里，孙建国在岳阳，张建军在牢里。他们没有作案时间。他们不是『看客』。”
江波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还有一个。先生。先生也六十多岁，也一米七五左右，也一百四十斤左右。他也跛脚吗？”
刘桐愣住了。“先生？先生不跛脚。他走路虽然慢，但不跛。他右脚不拖地。他不是。”
江波摇头。“他不是。但他知道那个人是谁。他一定知道。他记了那么多年名字，写了那么多年对不起。他一定见过那个人。他一定知道他是谁。他为什么不说？他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年？他在等什么？”
江波转身，走出办公室。汤圆跟在后面。他走到走廊里，点了根烟。烟雾在灯光下飘散，像那些名字，像那些对不起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他想起先生说的话：“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要有人记著。没人记著，他们就真的没了。”他记著。他记著所有人。但先生也记著。他记了那么多年，写了那么多年。他知道那个人是谁。他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在等什么？
天亮的时候，江波又去了看守所。他要问先生。他要问他，为什么不说。他要问他，在等什么。
先生坐在会见室里，面前摊著那本本子。他看见江波，笑了。“又来了？今天怎么了？一天来两次。出大事了？”
江波在他对面坐下。“先生，你知道『看客』是谁。你一直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等了那么多年，在等什么？你等他自己说出来？你等他来跟你说对不起？”
先生的手停了一下。他看著江波，看了很久。他的眼睛浑浊了，但还有光。“我知道。我见过他。他来找过我。他问我，你还要记多久？我说记到我死。他笑了。他说，你记了那么多年，写了那么多年。你等的人来了吗？我说没有。他说，我等的也没有来。我等了那么多年，等不到。你等到了，告诉我一声。让我也知道。”
江波的眼泪流下来。“他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住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要杀那些人？他为什么要看著她们死？他为什么不自己动手？”
先生低下头。“他叫陈卫国。他是我以前的同事。他也是警察。他也查过那些案子。他也什么都知道了。他妻子死了，死在江边。被人推下江。他看见了。他站在门口看著。他没有救她。他什么都做不了。他欠她一条命。他等了那么多年，等你们来抓他。你们没有来。他等不了了。他找了张建军，告诉他那些女人的信息，让他去杀她们。他站在门口看著。他走不进去。他和你一样，和我一样，和董振华一样。我们都是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我们都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都欠那些死去的人一条命。”
江波站起来。“他在哪里？他还在老浮桥吗？他还在那间小屋里吗？”
先生点头。“在。他一直在。他等了你那么多年。等你去找他。你去找他吧。他在那间小屋里。他哪里也不去。”
江波转身，走出会见室。汤圆跟在后面。他走出看守所，上车，发动引擎。车驶上长江路，往老浮桥方向去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都在他心里。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也都在他心里。现在又多了一个名字。陈卫国。他也是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他也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也说了对不起。但他也杀了人。他让別人杀了人。他该死。
老浮桥在晨光里，像一片被遗忘的废墟。那间小屋的门开著，灯还亮著。江波把车停在废墟前面，下车。汤圆跟在后面。他走到那间小屋前，站在门口。里面坐著一个人，不是董振华，是另一个人。他穿著深色的大衣，头髮全白了，背很驼。他听见脚步声，慢慢转过身来。一张很老的脸，皱纹像刀刻的一样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冬天的江水。
“你来了。我等了你很久。”
江波走进去。“你是陈卫国。”
老人点头。“是。我是。你和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来了。你问我了。我回答了。你可以走了。”
江波站在他面前。“你为什么要杀那些人？你为什么要让张建军去杀她们？你为什么要站在门口看著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？”
陈卫国的眼泪流下来。“因为我怕。我怕死。我怕我死了，就没人记得我妻子了。我让她去杀那些像她的人。我站在门口看著。我走不进去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欠她一条命。我等了那么多年，等你们来抓我。你们来了。你来了。你问我了。我回答了。你可以走了。”
江波给他戴上手銬。铁銬咔嗒一声，合上了。陈卫国站起来，跟著他走出小屋。月光照在他身上，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很长，很瘦。
他们走到车边，陈卫国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小屋。那盏灯还亮著。
“我走了。那盏灯，让它亮著吧。还有人会回来。”
江波扶他上车。汤圆趴在后座。车发动，驶出老浮桥。后视镜里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那里。那盏灯还在亮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