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波没有回家。他直接把车开到了市局。汤圆跟在后面，跑进楼里，在走廊里东闻闻西嗅嗅。值班的民警看见他，愣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他的脸色不好看，谁都能看出来。阴沉的，像要下雨的天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他走进技术科，灯还亮著。刘桐坐在电脑前，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，把那些熬夜留下的黑眼圈照得更深。他的眼镜滑到鼻尖上，眼睛眯著，嘴唇乾裂，起了好几层白皮。桌上放著三个空咖啡杯，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，麵包已经干了，边角捲起来，里面的火腿肠发黑了，散发著一股酸味。看见江波进来，他抬起头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，眼角有眼屎，他也没擦。
“波sir，董志强的资料查到了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像嗓子发炎了，又像好几天没喝水，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。
江波走过去。屏幕上是一份人事档案，扫描件，不太清晰，但能看清。纸张泛黄，边角有些模糊，像是从旧档案里翻拍出来的，上面还有档案室的印章，红红的，已经褪色了。
“董志强，男，1979年生。2001年入警，分配至江城公安局刑侦支队。2005年辞职。在职期间表现良好，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。辞职原因：个人发展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2005年辞职。他当警察的时候，他爸已经死了。但他认识他爸，老贺说的。他认识他师父，也是老贺说的。他当警察的时候，那些案子已经结了。但他知道那些案子的细节，他看过那些卷宗，他见过那些人。他见过方敏，见过李红梅，见过那些夜跑的女人。他组织夜跑团，带著她们跑步，保护她们。然后她们死了。他保护不了她们。他什么都做不了。他站在门口看著。和他师父一样，和他父亲一样。
“他辞职以后去了哪里？”
刘桐调出另一份资料，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，屏幕跳转到另一个页面。“去了上海。在一家保安公司干了两年。后来回到江城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。做安防的，卖监控设备，也做安保服务。生意做得不错，买了房，买了车。五年前开始组织夜跑团。他公司的客户主要是小区和商场，安装监控摄像头，做安防系统。他对监控非常了解，知道哪里有死角，哪里拍不到。他知道怎么避开摄像头，怎么不留下痕跡。他知道所有警察知道的东西。”
江波看著屏幕上那张照片。年轻时的董志强，穿著警服，站在公安局门口，笑得很阳光。眼睛亮亮的，嘴角翘著，露出一口白牙。和他爸一样，和他师父一样。后来他不干了，去做生意了。然后他开始组织夜跑团，然后他团里的女人开始死。一个接一个地死。他站在门口看著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写了很多本笔记，记了很多名字，说了很多对不起。然后他走了。
“他住在哪儿？”
刘桐调出一张地图，放大了指著屏幕。“镜湖区，翠湖花园。他在那里买了一套房子，十二楼，三室一厅，和他老婆一起住。他老婆叫林小曼，比他小三岁，没有工作。两个人结婚十年了，没有孩子。邻居说他们感情挺好的，经常一起散步，一起买菜。他老婆不怎么出门，就在家待著，买菜做饭。他下班就回家，不出去应酬。邻居说他人挺好的，见面打招呼，笑呵呵的。不像会出事的人。”
“他老婆在家吗？”
刘桐摇头，翻开笔记本看了看。“打电话了，没人接。发信息了，没回。我们的人过去看了，门锁著，灯没亮。邻居说昨天还看见她出门买菜，穿著睡衣，提著篮子，还打招呼说今天天气好。今天没看见。不知道在不在家。物业也去敲过门，没人应。打电话也没人接。”
江波站了一会儿。他走到窗边，看著外面的夜色。路灯亮著，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，反射出冷冷的光。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车灯连成一条线，像一条发光的河。他转过身。“去翠湖花园。”
翠湖花园在镜湖区，是一个高档小区。门口的保安穿著制服，站得笔直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看不见眼睛。看见江波的车，他拦了一下，看了证件，放行，敬了个礼。小区里很安静，路灯亮著，照著那些修剪整齐的冬青和银杏树。银杏叶落了一地，黄黄的，没人扫，踩上去沙沙响，像踩在乾枯的纸上。草坪也枯了，黄黄的，像一块旧地毯，边角捲起来。喷泉没开，池子里乾乾的，积著几片落叶。
董志强家在12楼。电梯门开了，走廊里舖著地毯，很安静，只有电梯门关上的声音和他们的脚步声。声控灯亮了，昏黄昏黄的。江波走到1203门前，敲门。没人应。再敲，还是没人。他趴在门上听了听，里面没有声音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静得像一座空屋。他看了看门锁，是密码锁，没有钥匙孔，银色的面板上有几个数字键，亮著微弱的蓝光，一闪一闪的。
“刘桐，查一下物业，看能不能开门。”
刘桐打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物业的人来了，是个中年男人，穿著制服，手里拿著一个登记本，还拿著一串钥匙，钥匙哗啦哗啦响。他看了江波的证件，犹豫了一下，在密码锁上按了几个数字。门开了，发出一声清脆的“嘀”，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响亮。
屋里很暗，窗帘拉著，透不进光。江波打开灯，客厅很大，收拾得很乾净。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，都是实木的，顏色很深，擦得发亮，能照见人影。茶几上放著一个水杯，里面有半杯水，水面上漂著一层灰，杯壁上有一圈水垢。沙发上搭著一条毛毯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像豆腐块，稜角分明。墙上掛著一张照片，是董志强和他老婆的合影。两个人站在江边，笑得开心。他老婆靠在他肩膀上，他的手搂著她的腰。背景是中江塔，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，波光粼粼的。
江波在屋里转了一圈。臥室里床铺整齐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枕头摆得端端正正，床头柜上放著一盏檯灯，一本翻开的书，是讲心理学的。衣柜里衣服掛得好好的，男装和女装分开，顏色从深到浅排列，像商店里的陈列。书房里有一台电脑，关著的，屏幕黑著，像一只闭著的眼睛。书架上摆著很多书，都是关於安防的，也有几本小说，还有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，还有几本佛经。一切都很正常，不像有人匆忙离开的样子。但人不在，电话打不通，发信息不回。他老婆也不在，两个人都不在。像约好了一起消失。
汤圆在屋里嗅著，突然衝著书房的一个柜子叫起来。那是一个文件柜，铁皮的，灰色的，放在书架旁边，很不起眼。柜子门关著，锁著，掛著一把小铁锁，已经生锈了。江波走过去，拉了拉，没拉开。他找了一圈，没找到钥匙。他用工具撬开了，铁皮发出刺耳的嘎吱声，像骨头断了。
柜子里有几本笔记本，还有一个优盘。他拿出那几本笔记本，翻开。第一页写著日期：2005年6月15日。是他辞职的那一年。字跡很工整，一笔一划，写得很用力，有些地方甚至把纸划破了。
江波一页一页地翻。前面记的都是工作的事，案子，同事，领导。谁谁谁破了大案，谁谁谁升了职，谁谁谁调走了。字跡很工整，但有些地方涂改过，墨跡很重，像是写的时候犹豫过，又像是写了又改，改了又写。
翻到后面，內容变了。字跡开始潦草，有些地方甚至看不清，像写的人手在抖，又像是在很暗的灯光下写的。纸张也有些皱，像是被水浸过，又像是被汗浸过。
“2005年6月15日。今天我辞职了。他们说我不適合当警察。说我太较真，太认死理。说我查案子不择手段。他们不知道，那些案子，那些死去的人，每天晚上都来找我。我睡不著。我闭上眼睛就看见她们。她们站在江边，看著我。她们问我，为什么不帮她们？为什么让她们死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回答不了。我回答不了任何人。我连自己都回答不了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他继续翻。
“2006年3月。我在上海。我离开江城了。我以为离开就好了。那些梦还在。那些人还在。她们还是站在江边，看著我。还是问我同样的问题。我回答不了。我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。梦见她们从江水里走出来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头髮贴在脸上，站在我床边。她们不说话，就那么看著我。我醒过来，浑身是汗。枕头都湿了。我不敢再睡。我坐到天亮。”
“2008年5月。我回江城了。我以为回来就好了。还是不行。那些人还在。她们在江边等我。我知道她们在等我。她们等了我很多年。我不敢去江边。我绕著走。开车也绕著走。坐车也绕著走。但我知道她们在那里。她们一直在。我走到哪儿她们都在。在我梦里，在我心里，在我眼前。”
“2010年8月。我组织了一个夜跑团。在江边跑步。那些女人，穿著运动服，跑起来的样子，很好看。她们活著，笑著，跑著。她们不会死。我会保护她们。我带她们跑步，教她们怎么避开危险，教她们怎么保护自己。我以为这样就好了。我以为我能做到。我告诉她们不要一个人跑，不要跑太远，不要跑太晚。我教她们怎么观察周围，怎么判断危险，怎么求救。我把我当警察学到的都教给了她们。我以为这样她们就不会死了。”
“2015年3月。方敏加入夜跑团了。她笑起来的样子，和那些人一样。她会死吗？不会。我会保护她。她跑得很慢，我就陪她跑在后面。她说谢谢董哥。我说没事。她笑得很开心。她跑完步会给我发消息，说董哥我到家了。我说好。她每次都发。风雨无阻。我以为我能一直收到她的消息。”
江波的手在发抖。他继续翻。
“2023年7月。李红梅死了。我保护不了她。我看著她死。和那些人一样。我站在门口看著。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天晚上她跑在最后面，我没跟上。等我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在江里了。我跳下去，没找到。水太深了，太急了。我摸到她的手，滑了。再摸，没有了。和当年一样。和我梦见的一样。我在水里摸了很久，摸到石头，摸到水草，摸到烂木头，就是摸不到她。我上岸的时候，天都亮了。”
“2024年8月。方敏也死了。我保护不了她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些人还在江边等我。她们问我，为什么不帮她们？为什么让她们死？我回答不了。我回答不了。我站在门口看著，看著她们死。和我师父一样，和我父亲一样。我们都是一样的人。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保护不了。她们死了，我还活著。我活著干什么？我活著能干什么？”
最后一页，写著日期：昨天。
“许嫣然死了。我保护不了她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站在门口看著。和那些人一样。我什么都不能做。她们在江边等我。我要去找她们。去告诉她们，我回答不了。告诉她们，我等了她们很多年。告诉她们，我记了她们很多年。告诉她们，对不起。我回答不了她们的问题，但我可以对她们说对不起。说了那么多年，说了几万遍，她们听见了吗？她们会原谅我吗？”
下面还有一行字，更潦草，像是在极度恐惧中写的，笔尖几乎没碰到纸，像雾气一样淡：
“我师父叫周国平。我父亲叫江一舟。他们都是一样的人。我也是。”
江波合上笔记本，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汤圆走过来，蹭了蹭他的腿。他蹲下去，摸著它的头。汤圆的毛很软，很暖，在灯光下泛著柔和的光。它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看著他，像是在问：找到了吗？
“波sir，董志强的车找到了。”刘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。“在江边。老浮桥。先生那间小屋旁边。他车里有一封信。留给你的。还有一瓶安眠药，已经空了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“我马上到。”
老浮桥的夜很静。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，照在废墟上，惨白惨白的，像铺了一层霜。推土机还停在那里，锈跡斑斑的，在月光下像一具骨架，履带陷在泥里，一动不动的。荒草在风里摇晃，黄黄的，乾乾的，沙沙作响，像无数只手在窃窃私语。那间小屋还亮著灯，昏黄的，暖暖的，从窗户里透出来，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星。先生在里面。他大概在写那些名字，写那些对不起。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他不知道又有一个人走了。又一个站在门口看著的人，走了。
江波把车停在入口，快步走进去。董志强的车停在那间小屋旁边，车门开著，车里的灯也亮著，照著空空的驾驶座。他在车里找到那封信，信封上写著：江波收。旁边放著一个空药瓶，白色的，標籤上写著“安定片”。里面的药一粒不剩，瓶盖扔在副驾驶上。
他打开信。字跡很潦草，像写的人手在抖，又像写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，笔画歪歪扭扭的，有些字甚至认不出来：
“江波，我是董志强。你师父认识我。你父亲也认识我。我当过警察，和你师父同期。我查过那些案子，和你父亲一样。我查到了那些人，那些事。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保护不了她们。我站在门口看著，看著她们死。和你师父一样，和你父亲一样。我们都是一样的人。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保护不了。
我走了。我去找她们。去告诉她们，我回答不了。告诉她们，我等了她们很多年。告诉她们，我记了她们很多年。告诉她们，对不起。
你和你父亲一样，是个好警察。你查到了那些真相。你找到了那些人。你做了我们都做不到的事。你替我们说了对不起。谢谢你。”
下面还有一行字，更淡，更轻，像是写在雾气里，像是用最后一点力气写的：
“那间小屋里的老人，替我看看他。他也是个好人。他也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也说了很多年对不起。他也是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我们都是。”
江波站在江边，看著那片江水。月光照在江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子，亮得晃眼。江水缓缓流著，和一百年前一样，和一千年前一样。他想起他师父，他父亲，先生，董建安，还有这个董志强。他们都是一样的人。他们都站在门口看著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们记了很多年，写了很多年，说了很多年对不起。他们回答不了。他们都走了。但他还在。他不会站在门口看著。他会走进去。他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