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亮的时候，江波已经在路上了。汤圆趴在副驾驶，头枕在前爪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耳朵偶尔动一动。保温盒放在后座，秀英包的饺子，猪肉白菜馅的，用布包了好几层。先生说爱吃，她就多包了些，让他带给先生路上吃。她天不亮就起来，和面，剁馅，擀皮，包了整整两个小时。她包的时候不说话，一个一个地捏，褶子捏得匀匀的，像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车开到老浮桥，先生已经在门口等著了。他换了一身衣服，还是深色的，但乾净些了，领口扣得整整齐齐。头髮梳过了，用一点水抿著，服服帖帖的，露出光禿禿的头顶。他的布包换了一个，旧的破了，秀英连夜用蓝布缝了一个新的，边角缝得密密实实，还钉了一颗扣子。先生拿著它，翻来覆去地看，说好，说比你妈手巧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，像孩子得了新玩具。
江波扶他上车。他的动作比昨天更慢了，膝盖响得更厉害，像生锈的铁门在风中摇晃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指节粗大，青筋暴起。他没有停，一步一步地挪，终於上了车，坐好，把布包放在膝盖上，双手按著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
“先生，先吃饺子。我妈包的，猪肉白菜馅的。她天不亮就起来了，怕凉了，用布包了好几层。她说让你趁热吃，凉了对胃不好。”
先生打开保温盒，饺子还冒著热气，白白的，胖胖的，一个一个排得很整齐。他拿起一个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很久，像在品尝什么，像在记住什么。“好吃。你妈包的饺子，好吃。一舟以前也带给我吃过。他每次来看我，都带饺子。他说是他媳妇包的。他笑得很开心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眼睛很亮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你。”
车驶出老浮桥，驶上长江大桥。江水在晨光里泛著光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，亮得晃眼。桥上没什么车，只有几辆货车慢吞吞地开著，车轮碾过桥面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先生看著江水，看了很久。他的眼睛在晨光里很亮，像江水。
“小江，你爸以前也开车带过我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刚学会开车，开得很慢，很小心。他带我去查案子，去老浮桥，去江边。他一边开一边跟我说他查到了什么。他说得很快，很兴奋，像发现了宝藏的孩子。我听著，点头，说好，说继续查。我知道他查到的那些人，那些事。我都知道。但我没有告诉他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江波从后视镜里看著他。他的脸在车窗的光影里明明灭灭，那些皱纹像一道道沟壑，每一道都是岁月的痕跡，每一道都是一个故事。“先生，我爸不会怪你。他要是知道，他会感谢你。感谢你记著那些人，感谢你说了对不起，感谢你等了那么多年。”
先生笑了。“我知道。他不会怪我。他从来不会怪我。他只会怪我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。他查了那么久，查到了那么多人，查到了那么多事。他不知道，他最信任的人，什么都知道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每次来见我，都跟我说他查到了什么。说得很快，很兴奋。我听著，点头，说好。我不敢说太多，怕说漏了。他走的时候，我叫住他，想告诉他。他看著我的眼睛，我等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『早点回来』。他没有回来。”
车驶下大桥，驶上高速。路两边的田野一片枯黄，收割后的稻茬还留在地里，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。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，有人在做饭，有人在生活，有人在等待。先生看著窗外，不再说话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手指微微蜷曲，像在数著什么，像在抚摸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车开了三个多小时，进了九江。九江比芜湖大，比合肥旧。王丽的弟弟住在城西的一个小区里，小区很旧，墙皮都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红砖，红砖也风化了不少，一碰就掉渣。楼下有个花坛，花坛里没有花，种著几棵葱，还有几棵韭菜，叶子发黄，像好久没人打理。一辆三轮车停在花坛边，车斗里堆著几个空花盆。江波把车停在楼下，扶著先生下车。先生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，右脚在地上拖著，发出单调的摩擦声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一直没有鬆开。他抬头看了看那栋楼，楼不高，六层，但楼梯很陡。
王丽的弟弟住在五楼。没有电梯，先生又要爬楼了。他扶著栏杆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栏杆是铁的，漆已经剥落，露出下面的锈，摸上去粗糙得很，还有一股铁腥味。他的膝盖咯咯响，像生锈的铁门，像老旧的楼梯，像要散架了。他的呼吸也重了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，像拉风箱。他没有停，一直爬。爬到三楼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扶著墙，喘了很久。他的手扶著墙，手指发白，像要抓进墙里。江波要扶他，他摆手。“没事。歇一下就好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歇了一会儿，他又开始爬。爬到五楼，站在那扇门前，喘了很久。他的腿在抖，手也在抖，整个人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。
江波敲门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五十多岁，瘦瘦的，头髮花白，戴著一副眼镜，眼镜片很厚，一圈一圈的，后面的眼睛很小，眯著。他穿著夹克，夹克很旧，袖口磨破了，拉链也坏了，用一根绳子繫著。他看见江波，愣了一下，看见先生，又愣了一下。
“你们是？”
江波出示证件。“王丽的弟弟？”
男人的眼神变了。他的目光从证件上移到江波脸上，又从江波脸上移到先生脸上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，喉结滚动了好几次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有些抖。“是。我是。你们是打电话来的？就是你们？那个说记了我姐姐三十多年的人？”
“是。我们来看看你。我们答应过，要来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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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让开身。“进来吧。进来坐。家里乱，別嫌弃。我一个人住，没人收拾。”
屋里不大，两室一厅，收拾得还算乾净。客厅的墙上掛著一张黑白照片，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笑得很甜。王丽。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，是一对老人，头髮全白，坐在椅子上，笑得很开心。旁边站著一个年轻人，就是开门的这个男人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头髮是黑的，脸上没有皱纹，笑得很阳光。现在他老了，头髮白了，脸上有了皱纹，眼镜也厚了。
男人给他们倒了茶，在对面坐下。他看著先生，看了很久。“你是……那个打电话的人？那个记了三十多年的人？”
先生点头。那个头点得很慢，很轻。“是。是我。我来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於来了。”
男人的眼泪流下来。他没有擦，让眼泪顺著脸颊往下流，滴在茶几上，滴在手上。“我恨了她很多年。我以为她出去打工了，不要我们了。我恨她。每年过年，別人家团圆，我们家少一个人。我爸喝闷酒，一杯接一杯，喝到半夜，喝到趴在桌上。我妈偷偷哭，躲在厨房里哭，哭完了擦乾眼睛出来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恨她，恨她不回来，恨她不要这个家。现在知道了，我冤枉了她。她不是不要我们，她是回不来了。”
先生的眼泪也流下来。“对不起。我没有保护好她。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没做。对不起。我替那些害她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那些看著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我自己说对不起。”
男人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“你知道她？你记得她？她长什么样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先生从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，翻到王丽那一页，递给他。那一页上，字跡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，写得很用力，有些地方甚至把纸划破了：王丽，女，二十四岁，工人。1992年9月5日失踪。老浮桥。她是第二个。她是个好人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路过。她看见了他的脸。对不起。
男人接过笔记本，看著那一页。那些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对不起。他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划过，像在摸姐姐的脸，像在摸那些年他恨过的每一个日子。他的眼泪滴在纸上，洇湿了一个字。他赶紧用袖子擦了擦，怕把字弄模糊了。
“姐，有人记得你。有人记了你三十多年。你可以安息了。哥不恨你了。哥冤枉你了。对不起。”
江波站在旁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笔记本，那些对不起。先生记了他们三十多年，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。现在他当面说了，当著那些家属的面说了。他们听见了。他们知道有人记得他们的人。那些死去的人，可以安息了。那些恨了一辈子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
从男人家出来，先生走得很慢。他扶著栏杆，一步一步地往下走。他的腿在抖，手也在抖，整个人像一棵风中的老树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走。走到楼下，站在花坛边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他抬起头，看著天空。天晴了，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他脸上，暖洋洋的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像江水。
“小江，下一个。”
江波看著他。“先生，先吃饭吧。吃了饭再去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。那几个饺子，不够。你的胃受不了。我妈说了，让你按时吃饭，別把胃搞坏了。”
先生摇头。他拍了拍膝盖，直起腰。“不饿。走吧。还有人在等。高德明。他死了，没人等他了。但他也是人。他叫高德明，四十二岁，无业。他嘴贱，爱吹牛，爱说大话。他说知道秘密，要发財。他看见董建民站在门口。他死了。我要去看看他。”
他们上车，驶向下一个地方。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笔记本。他看著窗外，不再说话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手指微微蜷曲，像在数著什么。车开了两个小时，到了高德明失踪的地方。那是一个小镇，在长江边上，和老浮桥很像。一条老街，两边是旧房子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砖。江边有几条渔船，船身斑驳，渔网掛在船头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先生下车，站在江边，看著那片江水。江水缓缓流著，和江城一样，和所有的江水一样。它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。风吹过来，带著江水的腥味，还有青草和泥土的气息。
“高德明，男，四十二岁，无业。1993年3月10日失踪。老浮桥。他说知道秘密，要发財。他看见董建民站在门口。被董建民掐死，扔进江里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嘴贱，爱吹牛，爱说大话。你不討人喜欢，你是个混混。但你也是人。你死了，没人找你，没人等你。我记得你。记了三十多年。你可以安息了。”
先生的声音很轻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他站在那里，风吹著他的头髮，飘著。然后他笑了。笑得很轻，很淡。
“走吧。”
江波看著他。“去哪儿？”
先生转身，往回走。“回家。明天还有人在等。张建国的家属，赵秀英的家属，还有那些查不到名字的人。一个一个来。不能急。急了就走不动了。走不动就还不完。还不完就睡不著。”
他们上车，驶上回江城的路。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笔记本，很快睡著了。他的头靠在车窗上，嘴巴微微张著，呼吸很重，很沉，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。汤圆趴在他脚边，也睡著了。它的头枕在他脚上，耳朵偶尔动一动。
江波从后视镜里看著他，心里暖洋洋的。他想起先生说的话：“她们值得。”那些人，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值得。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，值得。那些恨了一辈子的人，值得。那个没人等的人，也值得。
车开进江城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江波先把先生送回老浮桥。先生醒过来，看著窗外。那片废墟在月光下惨白惨白的，那间小屋还亮著灯，昏黄的，暖暖的，像一颗星星。
“到了？”
“到了。先生，早点睡。明天我来接你。还有人在等。张建国的家属，赵秀英的家属。一个一个来。”
先生点头。“好。明天去。还有人在等。不能让他们等太久。他们已经等了够久了。一辈子都等过去了，不能再等了。”
他下车，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。月光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很长，很瘦，像一棵老树。他走到小屋门口，回过头，挥了挥手。江波也挥了挥手。先生推门进去，灯还亮著。
车发动，驶出老浮桥。后视镜里，那盏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亮著。像一颗星星，像一只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
江波开著车，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家属，那些对不起。先生记了他们三十多年，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。现在他当面说了，当著那些家属的面说了。他们听见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那些恨了一辈子的人，也不恨了。但还有一个人，他没有去见。愚者。j组织的首领。他还活著，他一直在。先生知道他是谁，但先生不说。先生说，等我见了那些家属，说了对不起，我就告诉你。他在等。等了那么多年，不在乎再多等几天。
车开进市区，停在楼下。江波上楼，秀英还在等他。她坐在沙发上，电视开著，声音很小，画面一闪一闪的。她低著头，在织什么东西，毛线是蓝色的，和先生的新布包一个顏色。听见门响，她抬起头。
“回来了？先生还好吗？吃了没有？饺子够不够？”
“还好。就是累了。明天还要去。饺子够了，他说好吃。他说我爸以前也带给他吃过。他说我爸笑得很开心。”
秀英的眼泪流下来。她没有擦，让眼泪顺著脸颊往下流。“你爸，他开心就好。他开心就好。他一辈子没怎么笑过，就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笑。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也笑。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”
江波走过去，握住她的手。“妈，先生说要带我去见他。等见完了那些家属，他就告诉我。”
秀英看著他。“告诉你什么？”
江波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告诉我是谁。那个站在门口看著的人。那个杀了那些女人的人。那个还在某个地方的人。”
秀英的手停了一下。她低下头，继续织。“你找到他，要做什么？”
江波没有说话。他站在窗边，看著窗外的夜色。月光照在江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子。
“我要问他。问他为什么要杀那些人。问他为什么站在门口看著。问他会不会说对不起。”
秀英抬起头，看著他。“他会说吗？”
江波摇头。“不知道。但我要问他。问完了，那些死去的人，就可以安息了。”
秀英低下头，继续织。“你和你爸一样。犟。”
江波笑了。“遗传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