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，江波就醒了。
他睁开眼，看见窗外灰濛濛的天空，几颗残星还在云层后面若隱若现，像要熄灭的灯。沙发有些窄，睡了一夜，腰有点酸，胳膊也麻了，但他顾不上这些。今天要去芜湖。先生要去看那些家属，去说那些等了三十多年的对不起。他坐起来，汤圆已经醒了，抬著头看他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尾巴摇了摇，在地上扫出沙沙的声音。他摸了摸它的头，它舔了舔他的手，温热的，湿湿的，舌头上的倒刺颳得手心有点痒。
厨房里已经有动静了。秀英在做饭，锅碗碰撞的声音，轻轻的，像是怕吵醒他。她总是这样，做什么事都轻轻的，像是怕打扰了谁。他走过去，站在门口。她站在灶台前，佝僂著背，正在煮饺子。锅里水开著，咕嘟咕嘟地响，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，在灯光下裊裊飘散，像雾，像云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她的头髮用一根皮筋隨便扎著，露出花白的髮根，髮根处的新长出来的头髮更白，像霜。她穿著一件旧棉袄，袖口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棉花，棉花已经发黄，硬邦邦的。她的动作很慢，但很稳，用筷子搅著锅里的饺子，一个一个的，怕粘在一起。她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很瘦，很单薄，像一片纸，像一阵风就能吹走。
“妈，我来吧。”
秀英回过头，看见他，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很淡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江波看得心里一暖。“不用。你收拾收拾，早点去接先生。路远，別耽误了。饺子要煮到鼓起来才熟，你別急，慢慢吃。”她说著，把火关小了些，让水慢下来。饺子在锅里翻滚著，白白的，胖胖的，像一群小鸭子。
江波站在她身边，看著她煮饺子。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很瘦，颧骨凸出，眼窝深陷。她的手上满是皱纹，青筋暴起，指甲剪得很短，剪得禿禿的。但她的动作很稳，不急不慢的，像在做一件做了很多年的事，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他想起那些年，她一个人走了那么多路，吃了那么多苦，睡过桥洞，討过饭，被人赶过，被人欺负过。现在她站在这里，给他煮饺子，给他的先生煮饺子。她没有等到他爸，但她等到他了。
“妈，先生说要去看那些家属。当面跟他们说对不起。他昨天晚上又给我打了电话，说睡不著，把那些家属的地址背了一遍又一遍。他说他怕记错了，怕走错了门，怕见了面说不出话。”
秀英的手停了一下。她把火关掉，用漏勺把饺子捞出来，一个一个地放进保温盒里。她的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像在给远行的人准备乾粮。“他身体行吗？那么远的路，他受得了吗？”
“他说行。他说他欠他们的。说了三十年，都是在笔记本里说的。他们听不见。他要让他们听见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很亮，像我爸年轻时候的眼睛。”
秀英沉默了一会儿。她把保温盒盖上，用布包好，递给江波。“替我跟他说一声，路上小心。还有那些家属，替我跟他们说一声，对不起。那些饺子，是给先生包的。猪肉白菜馅的，你爸最爱吃的。先生说他也爱吃。你们路上吃。”
江波接过保温盒。“妈，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你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”
秀英看著他，眼眶红了。那红色从眼白开始，慢慢蔓延到整个眼眶，像血渗进水里。“我替先生说的。他一个人说了三十年，该有个人替他说一句了。那些家属等了一辈子，也该有人替他们等的人说一句了。他一个人，说不过来。”
江波握著她的手。那只手很凉，很瘦，皮包骨头，手指像枯枝。“妈，我替他说。我替他说了。”
秀英点头。她擦了擦眼睛，转身去收拾厨房。
天亮了，江波出门。汤圆跟在后面，跑在前面，东闻闻西嗅嗅，在每一棵树前都要停一下，在每一根电线桿前都要闻闻。车停在楼下，露水打湿了车顶，亮晶晶的，像铺了一层碎钻。他拉开车门，汤圆跳上去，趴在后座，把脑袋枕在前爪上，眼睛半睁半闭。他把保温盒放在副驾驶，发动引擎。车驶出小区，驶上长江路。天灰濛濛的，云层压得很低，但东边有一片云亮了，像被谁撕开了一道口子，金色的光从口子里漏出来，一道一道的，像手指。
老浮桥在晨光里，像一片被遗忘的废墟。推土机还停在那里，锈跡斑斑的，雨水从它的钢铁身躯上往下滴，一滴一滴的，像眼泪。荒草长得很高，在风里摇晃，黄黄的，乾乾的，像老人的头髮。那间小屋还在，歪歪扭扭地立著，屋顶的瓦片补过了，新的和旧的混在一起，顏色不一样，但整整齐齐的。窗户也换了新的，玻璃擦得亮亮的，能照见人影。门开著，先生坐在门口，穿著那件深色的大衣，头髮全白了，在晨风里飘著，像江面上的芦花。他的膝盖上放著一个布包，蓝布的，洗得发白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，拉链坏了，用別针別著。他的手放在布包上，手指微微蜷曲，像是在保护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像是在抚摸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江波走过去，把保温盒递给他。“我妈包的饺子。猪肉白菜馅的。她说让你路上吃。她包了一早上，天不亮就起来了。她说怕凉了，用布包了好几层。”
先生接过保温盒，打开。饺子还冒著热气，白白的，胖胖的，一个一个排得很整齐，像士兵，像那些白板上的名字。他看了很久，看了每一个饺子，像在看每一个名字。然后盖上。“你妈是个好人。一舟找了个好人。她等了一舟那么多年，等到了你。一舟要是知道，会高兴的。”
江波扶他起来。他的动作很慢，扶著椅子扶手，撑著膝盖，一点一点地直起腰。他的膝盖咯咯响，像生锈的铁门，像老旧的楼梯，像要散架了。他站起来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，像刚爬完一座山。“走吧。该走了。她们等了很多年，不能再等了。”
他们往车那边走。先生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，右脚在地上拖著，发出单调的摩擦声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，像计时器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一直没有鬆开。汤圆跑过来，蹭了蹭他的腿，他摸了摸它的头。它摇了摇尾巴，跟在他身边，慢慢地走，像在陪他，像在保护他。
上了车，先生坐在后座，汤圆趴在他脚边。他把布包放在膝盖上，双手按著，看著窗外。那片废墟，那间小屋，那张年画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一直看著。那张年画上的胖娃娃抱著鱼，笑得诡异。在晨光里，那笑容不那么诡异了，像一个孩子在笑，像一个胖娃娃在笑，像一个普通的年画在笑。年画的顏色已经很淡了，红的不红了，绿的不绿了，但胖娃娃的眼睛还在，黑黑的，亮亮的，看著那片废墟，看著那条江，看著这座城。
车驶出老浮桥，驶上长江大桥。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，亮得晃眼。先生看著那片江水，看了很久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冬天的江水，冷冷的，但很深。
“小江，你爸以前也开车带过我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刚学会开车，开得很慢，很小心。他带我去查案子，去老浮桥，去江边。他一边开一边跟我说他查到了什么。他说得很快，很兴奋，像发现了宝藏的孩子。我听著，点头，说好，说继续查。我知道他查到的那些人，那些事。我都知道。但我没有告诉他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江波从后视镜里看著他。他的眼睛在车窗的光影里明明灭灭，像江面上的光斑。
“先生，我爸不会怪你。他要是知道，他会感谢你。感谢你记著那些人，感谢你说了对不起，感谢你等了那么多年。”
先生笑了。“我知道。他不会怪我。他从来不会怪我。他只会怪我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。他查了那么久，查到了那么多人，查到了那么多事。他不知道，他最信任的人，什么都知道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每次来见我，都跟我说他查到了什么。说得很快，很兴奋。我听著，点头，说好。我不敢说太多，怕说漏了。他走的时候，我叫住他，想告诉他。他看著我的眼睛，我等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『早点回来』。他没有回来。”
车驶下大桥，驶上高速。路两边的田野一片枯黄，收割后的稻茬还留在地里，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，像那些白板上的名字，一个一个的，等著被擦掉，等著被记住。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，有人在做饭，有人在生活，有人在等待。先生看著窗外，不再说话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手指微微蜷曲，像在数著什么，像在抚摸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车开了两个小时，进了芜湖。陈芳的家在一条老巷子里，巷子很窄，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，电线在头顶纠缠成一张网，像无数条蛇。墙上有小gg，一层盖一层，看不清原来的顏色。地上有积水，倒映著天空，灰濛濛的。江波把车停在巷口，扶著先生下车。先生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，右脚在地上拖著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一直没有鬆开。他的手很瘦，青筋暴起，指节粗大，像枯枝。
陈芳的母亲住在三楼。老式的步梯楼，楼道里黑漆漆的，声控灯坏了几盏，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光，昏黄昏黄的，照著墙上的小gg和楼梯扶手。扶手是铁的，漆已经剥落，露出下面的锈。先生走得很慢，扶著栏杆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他的膝盖咯咯响，呼吸也重了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，但没有停。他爬了很久，像爬了一辈子。爬到三楼，站在那扇门前，喘了很久。他的手扶著墙，手指发白，像要抓进墙里。
江波敲门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四十多岁，扎著马尾辫，穿著围裙，围裙上沾著油渍和麵粉。她的眼睛有些肿，像是刚哭过，又像是没睡好。她看见江波，愣了一下，看见先生，又愣了一下，眼神从困惑变成警惕，从警惕变成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“你们找谁？”
江波出示证件。“陈芳的母亲，在吗？”
女人的眼神变了。她的目光从江波脸上移到先生脸上，又从先生脸上移回来。“你们是……是打电话来的？”她的声音有些抖，像是在確认什么。
江波点头。“是。我们来看看她。我们答应过，要来的。”
女人让开身。“进来吧。她在里面。刚睡醒。今天醒得早，一直念叨芳芳的名字。她以为芳芳要回来了，让我给她换衣服，梳头。我给她换了，梳了。她坐在那儿等。”
屋里很小，一室一厅，家具都是老式的，但收拾得乾乾净净。沙发上的垫子洗得发白，茶几上铺著鉤花的桌布，电视机上盖著一块布。墙上掛著一张黑白照片，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笑得很甜。陈芳。旁边坐著一个老太太，头髮全白，佝僂著背，坐在轮椅上。她的眼睛半睁半闭，嘴唇微微动著，像在说什么，像在念著什么。她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不停地动著，像在捏著什么，像在包饺子。轮椅旁边放著一副拐杖，拐杖的手柄磨得光滑发亮。
女人走过去，蹲在老太太身边。“妈，有人来看你了。”
老太太抬起头，看了看江波，又看了看先生。她的眼睛浑浊了，看不清人，眼白泛黄，瞳孔涣散。“谁呀？”
女人凑到她耳边。“警察。来问芳芳的事的。”
老太太愣了一下。她的嘴唇哆嗦著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。“芳芳？芳芳回来了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
女人的眼泪流下来。“妈，芳芳不回来了。他们说了，芳芳不回来了。芳芳走了很多年了，回不来了。”
老太太看著她，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眨了几下，像在努力看清什么。然后她低下头，看著自己的手。那双手很瘦，很老，青筋暴起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指节粗大。“不回来了？为什么不回来了？我等了她那么久。每年生日，我都给她包饺子，多摆一副碗筷。她最爱吃的猪肉白菜馅的。她怎么不回来了？是不是嫌我老了？是不是嫌我不好？她不要我了。”
先生走过去，蹲在她面前。他蹲得很慢，膝盖咯咯响，像要断了。他看著她，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浑浊了，但还有光。那种光，是等了很久的人才会有的，是走了很远的路的人才会有的，是终於等到什么的人才会有的。
“陈芳她……走了。很多年前就走了。她被人害了。凶手已经死了。她回不来了。她不是不要你，她是回不来了。”
老太太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眨著，嘴唇哆嗦著。“你是谁？”
先生的眼泪流下来。那眼泪从深陷的眼窝里涌出来，顺著乾涸的河床一样的皱纹往下流，一滴一滴的，滴在大衣上，滴在手上。“我是她认识的人。我认识她。她是个好姑娘。她在江边餐馆打工，很勤快，很爱笑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她穿碎花裙子很好看，她最喜欢穿碎花的，粉色的，蓝色的，都好看。我一直记得她。记了三十多年。对不起。我没有保护好她。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没做。对不起。我替那些害她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那些看著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我自己说对不起。”
老太太的眼泪也流下来。她伸出手，摸著先生的脸。那双手很瘦，很老，在先生脸上慢慢移动，从额头到眉毛，从眉毛到眼睛，从眼睛到脸颊，像在认人，像在记住这个人。
“你认识芳芳？你知道她？你记得她？”
先生点头。那个头点得很慢，很重。“记得。一直记得。她的名字在我的笔记本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梦里。我每天晚上都要念一遍她的名字，念完了才能睡著。念了三十多年。”
老太太笑了。笑得很轻，很淡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江波看得心里一暖。“那就好。有人记得她就好。我以为没人记得她了。我以为她没了，就没了。没人记得了。你还记得。谢谢你。”
先生从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，翻到陈芳那一页，递给老太太。那一页上，字跡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，写得很用力：陈芳，女，二十一岁，无业。1992年8月12日失踪。老浮桥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路过。她看见了他的脸。对不起。
“这是她。我记了她三十多年。她在这里。她不会消失。”
老太太接过笔记本，看著那一页。那些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对不起。她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划过，像在摸女儿的脸。然后合上笔记本，抱在怀里，像抱著一个婴儿，像抱著她的女儿。
“芳芳，有人记得你。有人记了你三十多年。你可以安息了。妈也放心了。”
江波站在旁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笔记本，那些对不起。先生记了他们三十多年，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。现在他当面说了，当著那些家属的面说了。他们听见了。他们知道有人记得他们的人。那些死去的人，可以安息了。
从老太太家出来，先生走得很慢。他扶著栏杆，一步一步地往下走。他的腿在抖，手也在抖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走。走到楼下，站在巷子里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他抬起头，看著天空。天晴了，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他脸上，暖洋洋的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冬天的江水，像春天的江水，像夏天的江水，像秋天的江水。
“小江，下一个。还有很多家在等著。还有很多人在等著。”
江波看著他。“先生，你累了。休息一下。吃了饭再走。我妈包的饺子还没吃呢。”
先生摇头。他拍了拍膝盖，直起腰。“不累。走吧。她们等了很多年。不能再等了。吃饺子在路上吃，不耽误。”
他们上车，驶向下一站。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笔记本，打开保温盒，拿出一个饺子，放进嘴里。他嚼得很慢，像在品尝什么，像在记住什么。
“好吃。你妈包的饺子，好吃。一舟以前也带给我吃过。他每次来看我，都带饺子。猪肉白菜馅的。他说是他媳妇包的。他笑得很开心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眼睛很亮，像你。他说，老师，我找了个好媳妇。她包的饺子好吃吧？我说好吃。他笑了，说，好吃就多吃点。”
江波从后视镜里看著他。他的嘴角沾著饺子馅，亮亮的。他用袖子擦了擦，动作很慢，很仔细。
“先生，谢谢你。谢谢你记著他们。谢谢你说了对不起。谢谢你让我看到。等这件事结束了，我带你去吃我妈包的饺子。你想吃多少吃多少。”
先生愣了一下。然后他笑了。“好。去吃你妈包的饺子。吃一舟最爱吃的饺子。吃个够。”
车继续往前开。阳光照在车上，暖洋洋的。汤圆趴在先生脚边，安静地陪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还在笔记本里。但它们不再是沉默的了。它们被说出来了，被听见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