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波回到市局的时候，刘桐还在打电话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在安静的走廊里听不清说什么，只有嗡嗡的声响，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。他的手指绕著电话线，一圈一圈的，缠上又放开，放开又缠上。他面前的桌子上摊著一张中国地图，上面用红笔画满了圈。芜湖、九江、岳阳、黄冈、南昌，还有更多的地方，合肥、安庆、池州、铜陵、马鞍山，每一个他打过电话的城市，每一个他查到的家属住的地方。那些红圈密密麻麻的，像一张网，又像一条没有尽头、不知疲倦的路。地图的边角已经捲起来了，被他的胳膊压著，压出一道一道的摺痕。
江波走过去，站在他身边。刘桐掛了电话，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眼镜片上有一层雾气，鼻樑上有镜架压出的红印。他用袖子擦了擦眼镜，重新戴上。
“波sir，李梅的家属查到了。她姐还活著，在合肥。八十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她女儿接的电话，说老太太一直念叨，梅子什么时候回来。每年过年都要多摆一副碗筷，李梅小时候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每年都要做，做了就放在那儿，等凉了，倒了，第二天再做。她女儿说，老太太糊涂了，有时候不认识人，但记得李梅，记得她爱吃糖醋排骨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“告诉她了吗？”
刘桐点头。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像是在咽什么东西。“她女儿说，老太太听完以后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说，把碗筷收了吧。她女儿说，妈，你不等了？老太太说，不等了。说完就闭上眼睛，像是睡著了。她女儿叫她，她不答应。过了一会儿，又睁开眼睛，说，梅子小时候，最爱穿碎花裙子。”
江波走到白板前，在李梅的名字旁边写了一个字：已查。那些名字，一个一个地查，一个一个地告诉家属，一个一个地让他们把碗筷收起来，把糖醋排骨倒掉，把那个不会回来的人从心里挪走。那些等的人，等了一辈子，等来了一个电话，等来了几行字，等来了一句“溺水”或“失踪”，然后说，不等了。不是不想等了，是等不起了。八十六了，八十了，眼睛瞎了，腿断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还在等。现在不用等了。那个人不会回来了。她最爱穿碎花裙子。
“波sir，刘小琴的家属也查到了。她妈死了，她爸也死了。还有一个哥哥，在铜陵。他说，他找了很多年，到处贴寻人启事，到处问，到处求人。花了很多钱，跑了很多地方，没有结果。他妈死的时候，一直念叨她的名字。他爸死的时候，也一直念叨。他说，现在知道了，可以给他妈他爸上坟的时候说一声了。他还说，小琴小时候，最喜欢去江边玩，喜欢看船，喜欢看水。她失踪那天，就是去江边。他一直后悔，那天没有陪她去。”
刘桐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低得几乎听不见。江波没有说话。他想起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字：刘小琴，女，二十岁，服务员。1992年11月3日失踪。老浮桥。被董建民掐死，扔进江里。她是第四个。对不起。二十岁，刚工作没多久，还没有嫁人，还没有孩子，还没有活够。她喜欢去江边玩，喜欢看船，喜欢看水。她失踪那天，就是去江边。她哥哥一直后悔，那天没有陪她去。他不知道，就算他陪她去，也救不了她。那个人会等她一个人，等她落单，等她走到没有人的地方。他等了很久，等了很多个晚上，等了很多个像她的人。
“波sir，还有一个人。”刘桐的声音有些犹豫，像是在考虑该怎么说。他翻到笔记本的后面几页，那些页面的纸更黄了，边角卷得更厉害，有些地方甚至发脆了，一碰就要碎。
江波转过身。“谁？”
刘桐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笔记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指著上面的一个名字。那个名字写在页角，字跡很淡，很轻，像是写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，笔尖几乎没碰到纸。周平，男，七岁。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桥。被董建民见死不救。他是周正的儿子。周正等了他很多年。每年都来扫墓。对不起。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周平。周正的儿子。七岁，淹死在老浮桥。董建民救了他的孪生弟弟，没有救他。他看著他挣扎，看著他沉下去，看著他死。他走了，没有回头。周正等了他很多年，每年都来扫墓，每年都站在江边，看著江水，看著那个他儿子淹死的地方。他查了很多年，查到了真相，不敢说。他怕，怕那个人杀他，怕他杀他家人。他活著，像一个死人。他等了三十多年，等来了一个电话，等来了几行字，等来了一句“对不起”。他儿子七岁，喜欢去江边玩，喜欢看船，喜欢看水。他淹死的那天，就是去江边。他爸爸跳下去救他，没救上来。摸到他的手，滑了。再摸，没有了。
江波看著那个名字，沉默了很久。“打电话了吗？”
刘桐摇头。他的手指在电话上停著，没有拿起来。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说他的儿子是被见死不救的？说那个人已经死了？说他等了很多年，等来了一句对不起？”
江波拿起电话，拨了周正的號码。电话响了很多声才接。周正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刚睡醒，又像一直没睡，像砂纸磨过石头。
“周正，是我。江波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江波听见了呼吸声，很重，像在压抑什么。
“查到了？”
“查到了。你儿子周平，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桥。董建民见死不救。他救了自己的孪生弟弟，没有救你儿子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更久。久得江波以为电话断了。然后他听见了呼吸声，更重了，像一个人在哭，但忍著不发出声音。
“我知道。”周正的声音很轻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像江水在低语。“我一直知道。我看见他了。他救了一个孩子，走了。我儿子在水里喊救命，他没有回头。我跳下去，没来得及。水太深了，太急了。我摸到我儿子的手，滑了。再摸，没有了。我摸了好久，在水底摸，摸到石头，摸到水草，摸到烂木头，就是摸不到他。”
江波的手在发抖。“你为什么不说？”
“说了有什么用？他是警察，他是好人，他救了人。我说他见死不救，谁信？他救了一个，没救另一个。他没错。他只是没有救我儿子。他救的那个孩子，后来也死了。跳江了。他救了他，他活了三十年，然后跳江了。我儿子没活成。谁活得更久？谁更幸运？”
江波沉默了很久。“周正，对不起。”
周正笑了，笑得很轻，很苦。那笑声在电话里显得很空洞，像从一口枯井里传上来的。“不用对不起。他死了，我儿子也死了。都死了。还说什么对不起。我每年去扫墓，给他扫，也给我儿子扫。他们葬在一个公墓里，隔了几排。我站在我儿子墓前，能看见他的墓。我站在他墓前，能看见我儿子的墓。他们都在看著我。一个问我，为什么不救他？一个问我，为什么要救他？我不知道。我谁都没救。”
电话掛了。江波站在那儿，握著电话，听著嘟嘟嘟的声音。他把电话放下，走到窗边。天快亮了，灰白色的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远处的江面上。江水还是那条江水，桥还是那座桥，塔还是那座塔。那个七岁的孩子淹死在江里，他的父亲跳下去救他，没救上来。他摸到他的手，滑了。再摸，没有了。他等了很多年，等来了一个电话，等来了一句“他见死不救”。他笑了，说都死了。还说什么对不起。
刘桐走过来，站在他身边。他的眼镜片上还有雾气，他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，重新戴上。“波sir，那些名字，都查完了。”
江波转过身。白板上那些名字旁边，有的写著“已查”，有的画著圈。已查的，是查到了家属的。画圈的，是查不到的。查不到的，像赵秀英，像高德明，像那些没有名字的人。他们消失了，没有人找过他们，没有人等过他们。他们像一滴水，落进江里，没了。他们也有名字，也有脸，也有爱穿的衣服，也有爱吃的东西。但没有人记得了。先生记得，但他也走了。
“波sir，还有一件事。”刘桐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江波。那是一张黑白照片，已经发黄，边角捲曲，表面还有几道摺痕，像是被折过又展平的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扎著两条辫子，辫子又粗又长，搭在肩膀上。穿著碎花布衫，小碎花的，深色的底子，浅色的花。她站在江边，身后是中江塔，江水在阳光下泛著光。她笑得温柔，眼睛弯弯的，嘴角翘著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。眉眼和秀英很像，但更年轻，更亮，像刚升起的太阳，像还没被风雨打过的花。
“这是谁？”江波问。
刘桐指著照片背面的一行字。字跡很淡，很轻，像是写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，笔尖几乎没碰到纸。秀英，1985年。先生拍的。
江波的手在发抖。先生拍的。他拍过秀英。他认识秀英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。只是拍下来，然后在后面写一个名字。他拍过阿珍，拍过小梅，拍过那些失踪的女人。他也拍过秀英。他站在江边，看著她们，拍下她们。他知道她们会死，但他没有告诉她们。他只是在笔记本里写下她们的名字，写下日期，写下地点，然后写一句对不起。他拍了秀英，知道她是谁，知道她住哪里，知道她在等谁。他没有告诉她有人在找她，有人在杀像她的人。他什么都没说。只是拍下来，然后藏起来。
江波把照片翻过来，又看了一遍。秀英站在江边，笑得温柔。风吹起她的头髮，裙摆在风里飘著。她不知道有人在拍她，不知道有人喜欢她，不知道有人因为喜欢她而杀人。她只是在江边站著，笑著，等一个人。她等了那个人很多年，等到他死了，等到他的儿子来找她。她不知道，有一个人在找她，找了三十多年，杀了三十多个人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
“刘桐，查一下先生的身份。他叫什么，他从哪里来，他为什么加入j组织。所有的，都查。”
刘桐点头。
江波走到白板前，把那张照片贴在中间。秀英，1985年。她站在江边，笑得温柔。旁边是那些失踪女人的名字，阿珍，小梅，陈芳，王丽，赵秀英，刘小琴，孙小梅。她们都像她，都不是她。那个人杀了她们，因为不是她。先生拍了她们，因为她们像她。他们都是因为她。
天亮的时候，刘桐查到了。
“波sir，先生的身份查到了。他叫周远山。1950年生，1980年入警，1998年失踪。他是周正的哥哥。”
江波愣住了。周正的哥哥？那个每年去扫墓的人，那个儿子淹死在江里的人，他的哥哥是先生？那个在笔记本里写下“对不起”的人，是周正的哥哥？那个看著他侄子淹死没有去救的人，是周正的哥哥？
“他是你父亲的老师。也是周正的哥哥。周平是他的侄子。他看著他侄子淹死，没有去救。他站在江边，看著，然后走了。和董建民一样。他回来告诉周正，平儿没了。周正问他，你在哪儿？他说，在江边。周正问他，你看见了？他说，看见了。周正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去救？他没有说话。”
江波站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先生是周正的哥哥，是周平的伯父。他看著他侄子淹死，没有去救。他站在江边，看著，然后走了。和董建民一样。他们都站在门口看著，看著別人死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一个看著阿珍死，一个看著周平死。一个说对不起，一个说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阿珍听不到了，周平也听不到了。他们听不到了，他们也回不来了。
他想起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字：周平，男，七岁。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桥。被董建民见死不救。他是周正的儿子。周正等了他很多年。每年都来扫墓。对不起。他记下了，写了对不起。但他没有去救。他站在江边，看著他的侄子淹死，看著他的弟弟跳进江里救人，看著他的手滑了，看著他儿子沉下去。他什么都没做。他只是在笔记本里写了一句对不起。他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，写了三十多个名字，写了三十多句对不起。他没有救过一个人。他只是在写。
江波拿起电话，打给周正。电话响了很多声才接。周正的声音很疲惫，像一夜没睡，像很多年没睡。
“周正，先生是你哥哥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江波听见了呼吸声，很重，像一个人在喘气，又像一个人在压抑什么。
“是。他是我哥。”
“他知道周平会死？”
周正的声音很轻。“知道。他看见了。他站在江边，看见了。他没有去救。他回来告诉我，平儿没了。我问他，你在哪儿？他说，在江边。我问他，你看见了？他说，看见了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去救？他没有说话。他站了很久，然后走了。走了以后，再也没回来。他变成了先生，变成了j组织的人。他不是我哥哥了。”
江波的手握紧了。“他是你哥哥。他是周平的伯父。”
“他是先生。他是j组织的人。他不是我哥哥。我哥哥死了。1985年就死了。站在江边，看著他侄子淹死，没有去救的那个人，不是我哥哥。是先生。我哥哥不会看著平儿死。他会跳下去，会把他拉上来，会把他抱回家。我哥哥会那样做。那个人不会。”
电话掛了。江波站在那儿，握著电话，听著嘟嘟嘟的声音。他把电话放下，走到窗边。
天亮了。阳光照在江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，亮得晃眼。江水还是那条江水，桥还是那座桥，塔还是那座塔。先生走了。他去了哪里？他去找他爸了？还是去找j组织的人？还是他只是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找一个地方安静地死去了？他会不会像老关一样，消失了，再也找不到？他会不会像董建民一样，跳进江里，再也不上来？他会不会像那些失踪的人一样，变成白板上的一个名字，笔记本里的一行字，一句“对不起”？
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他会继续查。为了那些死去的人，为了那些失踪的人，为了他爸，为了先生，为了周平，为了周正，为了那些把碗筷收起来的人，为了那些还在等的人。
汤圆走过来，蹭了蹭他的腿。它的眼睛在晨光里亮晶晶的，看著他，像是在问：我们还要找吗？
他蹲下去，摸著它的头。汤圆的毛很软，很暖，在阳光下泛著金色的光。
“汤圆，我们还没找到他。”
汤圆叫了一声。那一声叫，在空旷的办公室里迴荡，传得很远很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