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鸣当然不想做崇禎，也不想成为刘备，说道：“既不能滥征，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储备。这些百姓跟著我们怎么走？即便粮草能撑住，老弱妇孺、伤病残者占了大半，日行二十里已是极限。从汴梁到邓州，一千二百里，要走两个月。届时金兵追上来，百姓跑不动，將士们是护著百姓，还是丟下百姓跑？护著打，打不贏。丟下跑，那今日带上他们又有何用？”
眾人沉默不语。
接著，赵鸣又补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：“昔日刘备『携民渡江』之举，绝不可行！”
张叔夜本来还想劝諫能否带上百姓一起南渡，可官家这番话，直接让他哑口无言，刚刚张开的口，又悄悄闭上了。
的確，官家的话，不近人情，却是实情。
无论是张叔夜，还是任何人，都无法反驳。
在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，带著如此之多的百姓逃难，反倒容易引起金兵的注意，最后会害了所有人。
李若虚没有说话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许多事情，光有道理是不够的。
他从前在开封当推官的时候，见过太多“道理全对、事情全砸”的例子。
有个县令，一心为民，把县里的粮仓都开给了灾民，结果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仓库里一粒米都没有，饿死的人比头年还多。
那县令最后吊死在衙门口，留了张字条，写的是“臣心尽矣”。
李若虚每次想起这事，都觉得后脊樑发凉。
然而，对我们的皇帝替身赵鸣来说，目前要面对的首要问题，不是凭藉一个理想主义的信念，去保护多少难民，积累多少名声，而是如何完全掌控这支军队。
原因很简单，“保护百姓”这四个字，在大宋官兵眼里，简直就是笑话。
並不是这些当兵的冷血无情，而是在宋朝军民眼里，根本不存在什么“军民鱼水情”、“人民子弟兵”这些概念。
恰恰相反，这两个群体之间，矛盾不小。
北宋实行募兵制，士兵是职业军人，与百姓之间有著天然的隔阂。
有宋一代，士兵的地位很低。
“好男不当兵”不是元朝才有的说法，北宋就有了。
禁军的待遇虽然比厢军好，但社会地位依然不如农民。
到了战乱年代，这种隔阂就变成了对立。
士兵觉得自己在卖命，百姓觉得当兵的在吸血。
双方都觉得自己委屈，谁也不理解谁。
这种对立，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解决。
因此，让这些士兵照顾百姓，还要把本就不多的粮草分一部分出去。
於情，他们不愿意。
於理，他们不认可。
这命令一下去，军队非譁变不可。
在赵鸣看来，这支军队战斗力再弱，也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军队和难民之间，赵鸣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。
他心里再清楚不过：军队没了，他啥都不是。难民再多，也不过是別人刀下的鱼肉。
民心是需要收买的，但不是这个时候。
......
靖康二年，三月初一。
宜：婚嫁宴饮、开市动土、远行赴敌、朝堂缔约、大兴土木。
忌：潜谋举义、密议归復、藏兵蓄锐、誊写秘信、安奉灵位。
吉时：寅时、申时。
吉向：正南、西南。
赵鸣焚香祈福，拜了天地山川。
行军路线是从汴梁往西南，经尉氏、鄢陵、许昌、襄城、郾城、西平、遂平、確山、泌阳、唐州，最后到邓州。
路上专找山路行军，金兵骑兵施展不开，追上来也不怕。
这条路线，赵鸣是根据记忆中的北宋政区图规划的。
尉氏、鄢陵、许昌，都在汴梁到南阳的官道上。
天还没亮透，张叔夜做了简单动员之后，便下令拔营。
五千残兵从开封城南的破寨子里鱼贯而出，闷著头往西南方向移动。
这些人几乎没有鎧甲，武器也是五花八门，制式的、捡来的、自製的，甚至还有锄头和锅盖。
简直比四九年蒋校长的溃兵也强不到哪里去。
看到眼前这一切，赵鸣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到底年轻了。
从小到大，他都有一种执念。
就是顽固的认为“王师”就应该是斗志昂扬、整齐划一、令行禁止、能征善战的。
但真实的古代军队，尤其是王朝末期的军队，就是眼前这样。
主力是乡党，辅助是溃兵，炮灰是流民。
支撑这支部队的，不是制度和信仰，是张叔夜这个老臣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个人信用。
如果有一天张叔夜不在了，或者他赵鸣露馅了，这五千人会在一夜之间散得乾乾净净。
这五千士兵，说好听点是五千个保卫皇帝的忠诚卫士，说难听点，就是五千张等著吃饭的嘴。
別看歷史书上写的那些宏大敘事，什么“凝聚意志、保卫领袖”，什么“体制改革、制度创新”，在饿肚子的人面前全是废话。
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宋人不懂，但道理谁都明白：人只有在吃饱了之后，才会关心忠义和名分。
除非，他们有信仰。
但这对一千年前的封建制底层士兵来说，太苛刻了。
不是每个当兵的都是岳飞。
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只有最原始的本能——活著。
这就是他赵鸣所要面对的、要改造的军队。
不说改成人民子弟兵，至少要改造成，完全听命於他赵鸣的兵。
赵鸣骑在一匹老骡子上，裹著羊皮袄，混在队伍中间。
张叔夜原本给他备了一匹温顺的枣红马，赵鸣看了一眼那马的高度，果断选择了骡子。
他前世没骑过马，这会儿要是从马背上摔下来，天子威仪就全摔没了。
还是骡子稳当。
张叔夜策马走在队伍最前头，张伯奋、张仲熊则是分列左右保护赵鸣。
李若虚牵著赵鸣的骡子，时不时回头看一眼，像是怕这位官家从骡背上顛下来。
队伍沿著汴河往西南走了约莫二十里，天光大亮时，到了那处叫朱仙镇的集镇。
朱仙镇在宋代是汴梁南面的重要码头，岳飞《满江红》中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起点就是这里。
漕运兴盛时，商船往来如织，客栈酒楼鳞次櫛比。
如今却是满目疮痍，街道两旁的房屋大多被烧毁，只剩焦黑的樑柱歪歪斜斜地戳著。